有度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慼，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候，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之。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翻译】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强大，也不可能永久衰弱。君主坚决按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完全不按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楚庄王曾吞并了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死之后，楚国便随之衰弱。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燕昭王以黄河作为国境，以蓟为国都，又将涿、方城作为国都的外城，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昭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完全攻占了定陶和卫国领土；对齐国用兵，夺取了齐国的平陆之都；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在睢阳的战事中，楚军因长期作战疲惫不堪而逃走；在蔡和召陵的战争中，楚军被打败；魏国的军队布满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发达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国和齐国就可以称霸；有了燕昭王、魏安釐王，燕国和魏国就可以强大。现在这些国家都衰弱了，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乱而不是使国家治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舍弃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就如同背着干柴而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而国家就能治理得很好；能除掉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就会军队强大而敌人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凌驾于群臣之上，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标准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声誉选拔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结党营私；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努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所以官吏不称职，一个国家就会混乱。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臣下不顾及君主而在朝廷外忙于个人私交，利用机会引进他的党羽，那么这些臣下所用来为君主尽力的心思就少了。臣下私交多了，党羽多了，朝廷内外结成死党，虽然有了大的罪过，为他掩盖罪过的人却很多。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忠臣之所以遭遇危难并不是因为有罪，那么良臣就会隐退不出；奸邪之臣坐享安乐利益不是因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能得到进用：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次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要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要用来担任国家大事的。这样就使君主虽有一国之君的名声，实际上则要依附群臣的私家。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相互谋利，不努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尊崇，不努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则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职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任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勋，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能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用法就可以了。

贤能的人做臣子，向北面朝见君主行礼，忠心不二。在朝廷任职不敢推辞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不敢拒绝危难的战事；顺从君主的指使，遵守君主的法令，一心一意等待君主的命令，而无个人的是非之见。所以臣子有口不为自己的私利辩说，有眼不为个人的目的察看，而君主能完全加以控制。做人臣的，就像人的手一样，上面用手来修饰头，下面用手来修饰脚；遇到冷暖寒热的侵袭，不得不用手来护卫身体；遇到宝剑逼近身体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来格斗。不私心偏袒贤能而有智慧的大臣，不偏爱侍奉有才能的人。所以臣民不跨越乡里到别的地方去交游，没有百里以外的亲戚。贵者和贱者不超越名分界限，愚者和智者以法为准则而立身社会，这是国家治理到了最好的境地。现在那些人轻视朝廷的官爵俸禄，随便就离开自己的君主而另外选择主人，我不认为这种行为是方正的。进言欺诈、违背法令，违反君主的意愿强行劝谏，我不认为这种行为可称为忠。施行恩惠赐与利益，收买人心来抬高自己的名声，我不认为这样的行为能称为仁。逃离社会去隐居，而用欺诈的言论非议君主，我不认为这种行为能称为义。出使其他诸侯国，损耗自己的国家，趁国家危急的时候，威吓自己国家的君主说“要和其他国家结交离开了我就不可能亲近，和其他国家的怨仇没有我就不能解开”，而君主就相信他，把国家听任他来处理，他就贬低君主的名声来炫耀自己，损耗国家的财富来为自己的私家谋利，我不认为这种行为是智。这几件事，是动乱社会流行的说法，但却是先王的法令所摒绝的。先王的法令说：“臣下不要逞自己的私威，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顺从君主的旨意；不要违法作恶，要遵循君主指引的道路。”古时候治理得很好的国家的臣民，奉行国家的法令，抛弃结党谋私的手段，专心一意为君主办事，一切等待君主的任用。

做君主的如果要亲自考察百官，那么就会时间不够用，精力供应不足。况且君主使用眼睛，臣下就会修饰外观；君主使用耳朵，臣下就会修饰声音；君主使用思虑，臣下就会夸夸其谈。先王因为靠耳、目、思虑三者是不够的，所以放弃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了“因法数，审赏罚”的要领，所以法令简要而权威不受侵害。独自控制着天下的一切，聪明机巧的人也不能玩弄他们的奸诈，阴险浮躁的人不能施展他们的谄媚口才，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臣子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擅改君主的口令；处在郎中的位置，也不敢隐瞒好事掩饰坏事；朝廷的群臣在下面，都直接将个人微薄的力量汇集到君主那里，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君主就会觉得事情不够办而每天都有闲暇，这是君主任用权势使它这样的。

人臣侵犯他的君主，正如地形一样，是逐渐地改变的，让君主迷失方向，东西方位都改变了还不自知。所以先王要设置司南仪器来帮助测定东、西方向。因此圣明的君主使他的群臣不在法令规定之外打主意，不在法令规定之内随便施加恩惠，一举一动都要依法而行。峻法，是用来禁止过错、防止谋私的方法；严刑，是用来贯彻命令、惩治臣下的手段。威势不能君臣同时树立，权力不能君臣共同拥有。威势和权力如果君臣共同拥有，那么各种违法的活动就会明目张胆地进行；执法不坚决落实，君主就会有危险；执行刑罚不果断，奸邪就不能制服了。所以说：巧妙的木匠用肉眼来测度结果也合乎绳墨，但首先一定要依据规矩来作为法度；智慧极高的人虽能很快把事情做得合适，但必须以先王的法制为标准。因此用墨线来量直，弯曲的木头就要被砍削；用准来测量是否平，那么凸出的部分就要被削掉；用秤来称重量，那么重的就要减些给轻的；设置斗石来量多少，那么多的就要减些给少的。所以用法来治国，就是用法作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法令施加到人的身上，有智慧的人不能用言辞来辩解，勇敢的人不能用武力来抗争。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好事不漏掉普通百姓。因此纠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乱而判断谬误，削除多余的而纠正错误，统一人们的行为使合乎规范，没有比法更好的了。整治官吏而威镇百姓，遏止过于懈怠的行为，制止诈伪的发生，没有比刑更顶用的了。刑罚严厉，臣下就不敢凭高贵的地位轻视那些低贱的人；法令严明，那么君主就能得到尊崇而不会被侵犯。君主得到尊崇而不会被侵犯，那么君主就会强大而掌握着治国的要领，所以先王把它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下来。君主如果放弃法制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