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

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1933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在前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其中所谓的死硬分子被枪决。

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苏联可怕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间，有七百万人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尤甚。一位前苏联的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严格说来，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要想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透过层层铁幕和西逃的幸存者，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

斯大林曾被戏谑为“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的人，其凶残而狡猾。他掩饰罪恶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斯大林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和泛滥。一个官员坚持说，那些没被驱逐净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斯大林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仅在1932年和1933年这两年，就有1080万人死于苏联大饥荒。就死亡人数而言，这是20世纪第二严重的饥荒。至少30%到45%的受害者是乌克兰族人，他们占饥荒前苏联人口的21%。苏维埃乌克兰饥荒和高死亡率的原因一直备受争议。一方声称这场饥荒是苏联政府故意对乌克兰农民发动的一场“恐怖行动”。乌克兰人是粮食生产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他们有强烈的群体认同，在内战期间与布尔什维克对抗，抵抗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占GDP的近一半。因此，该政权在控制农村生产的努力中把乌克兰人作为目标。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场饥荒是为了消灭乌克兰少数民族。另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对乌克兰人没有系统性的偏见。历史学家指出，乌克兰以外的地区也曾发生过饥荒。一些人承认，乌克兰人经历了更高的饥荒死亡率，但不相信这是由于国家的镇压。相反，他们认为，恶劣的天气和饥荒前的政策导致了乌克兰人聚居地区的更大的收成下降和更高的死亡率。

虽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恐怖事件，但是还是有好事发生的

　1933年苏联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至1937年)。193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1937年该计划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纠正了一些偏差，集体农庄向着稳健方向发展，更加注重集体农庄的质量。

工业向农业提供了更多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全国建立了几千个农业拖拉机站。农业机械化的物质保障逐步加强。农村电网逐步建立，二五期间苏联巩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农业技术改进，苏联的粮食单产大幅提高，集体农庄章程初步制定，使得集体农庄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由1932年全国平均的21%提升到1937年的63%。农村用电量增加了7倍。粮食产量五年平均接近1913年的水平。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达到9400万吨(根据缩小之后的数字)，比1913年的产量多出14%。大牲畜的数量超过了1928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