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女孩子成为渣男的受害者，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对女孩子的教育。第一是自尊自信的教育，第二是性教育。”
“中国女性有一个长期以来养成的文化习惯——我需要别人证实喜欢我，我才有存在感。别讨人喜欢，这是我们必须要克服掉的一件事。”
洪晃专访——《比起P U A，我更想谈谈女性的自我意识》
我们常常会被问到：“你喜欢哪一类型的人？”似乎在我们爱一个人以前，首先爱的是一个类型，一种体相，一种性格和特质。这样的类型也许像柏拉图的“理型”，不存于此世，只能在脑海之中漂浮。然而，正如符合严格教学定义的圆形只存在于理念层面，世间却无一圆形真正完美一样；你若凭你喜欢的类型寻找，也终将一无所得；即使找到，有一天也必将发现他原来不是理想中的那个人。因为理想的类型，顾名思义，在理想的世界里面。
可是或许有那么一刻，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归类的人，甚至与理想的类型完全沾不上边，但他那点无法分类的东西却吸引住了自己。
——梁文道
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
———《群体性孤独》［美］雪莉·特克尔
一代又一代的玫瑰
在时间深处相继消失，我希望
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
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
命运给了我天禀
叫出那朵沉默的花的名字，
弥尔顿凑在面前
却看不见最后的一朵玫瑰。
——博尔赫斯《玫瑰与弥尔顿》
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去吹吹风吧，能清醒的话，感冒也没关系。”有时候放弃是一种智慧，不要和自己作对，不要钻牛角尖，学会放过自己。很多事情想不通没关系，你要想得开，让该过去的过去，走错了方向，停下来，掉头往回走，都是前进。
——林语堂
尽管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可是如果一部小说不能延续真实生活的幻象，我们就会感到不安和烦躁。
做梦的时候，我们以为梦境是真实的。这就是梦的定义。阅读小说时，我们同样以为小说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心里也明白这种想法纯属虚妄。这种悖论源自小说的属性。我们在此强调指出，小说艺术依赖于我们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
——奥尔罕·帕慕克 |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译：彭发胜
对我而言什么重要？明天上班不要迟到，老师的报告准时要交，这个月业绩要达标。这世界上有没有龙关我什么事，有没有凤凰关我什么事，考试又不考。
你说，这叫做成熟。我说，这叫做死了。
——黄执中
今晚的宇宙具有遗忘的浩淼
和狂热的精确
我徒劳地期待
入梦之前的象征和分崩离析
酒渣色的云使天空显得粗俗
为我紧闭的眼帘带来黎明
——博尔赫斯 | 失眠
我把包袱埋在果树下
我是在马厩里歌唱
是在歌唱
木床上病中的亲属
我只为你歌唱
你坐在拖鞋上
像一只白羊默念拖着尾巴的
另一只白羊
你说你孤独
就像很久以前
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
的那种孤独
你在夜里哭着
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
像花色的土散着香气
——海子 | 海子的诗
一朵玫瑰正马不停蹄地成为另一朵玫瑰，你是云、是海、是忘却，你也是你曾失去的每一个自己。
——博尔赫斯
我们太迷恋结尾了。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伟大的生命和美好的爱可以见证和体验，但是只要结局不尽如人意，我们立刻觉得这是悲剧。或者正好相反，只要结局有一刻的救赎，一生的不公和痛苦都可以忽略不计。只看结果，其他都不重要吗？
——汤米·巴特勒《抓落叶》
人有一种可怕的欲望，想窥探别人内心，传递自己的恐慌，为别人同自己一样悲伤恐惧而感到安慰，想要操纵别人，在得知别人受到自己影响时的自鸣得意。这些都是难以启齿的，我们心中的恶魔。
——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
你的生命美得像落日之下的玫瑰
绽放在我的角落
而后在惊艳我的全部之后离开
你的背影决绝
好像我这散落一地的玫瑰
每一朵玫瑰都是一座盛世的墓碑
当我望向你的时候
当我惊恐地触碰你
你成为了我的一整个夏夜
而我已经无法自拔
接受我的乞求
我们愿望和我的爱意
像我爱你一样爱我
好吗
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落日下的你
不能没有你花瓣上的鎏光
不能没有那飞逝的时间和季节
如同我留不住你
在燃烬之时呼唤我
我会手捧玫瑰与落日向你奔赴而来
哪怕那尖利刺伤我
我的玫瑰
我的夏夜和我的梦啊
让我如何割舍呢
主向我传达
要驳回我诚挚的祷告
我该拿什么去追寻你
我的玫瑰
用我的痴情还是窗外的星幕
用我抓不住的时流么
用你曾为我流下的一滴眼泪么
我不舍得
落日，夏夜，浮世绘蒙上细碎的金
我的玫瑰在浪漫与泪水的簇拥下
她肆意吞噬着
操控我与世界对抗
她在疯长
剪下你的枯枝
我的玫瑰
如果我本就愿意呢
———落日玫瑰与雕刻家
只要让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解散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军队，取消了他们的国界，只要他们从此以后互相以兄弟姐妹相待，甚至以父母子女相待，如果全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这样，战争就永远不会再来。在这一博爱慈善的社会中，唯一被排斥的人，就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想得到比自己实际需要更多财富的人。我有这样的看法，怎么就把我当作精神有毛病的人呢？
即使时至今日，我已到了悔恨莫及的六十六岁高龄，如果遇到有人认为将来总有一天地球上会出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我仍感到满腔同情。如果我今天遇到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的我，我还是会对他同情和佩服得五体投地。
因此即使在尼克松的白宫里，我的理想主义也一点都没有消失，甚至在监牢里也一点没有消失，甚至在我最近的一个职位——拉姆杰克集团的家乡唱片部副总裁——上也一点没有消失。
我仍认为和平、富裕、幸福总是能够想办法实现的。
我是一个傻瓜。
——冯内古特《囚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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