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百家

先秦诸子中，孔子提倡以德治天下，以人伦道德、内在修行、外在教化为治国方略。汉武帝在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后，实行“革除百家，专制儒家”，使得德治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更为重要。韩非讲求法律，把法、术、势放在第一位，提倡以刑罚震慑和外部管制。“以德治天下”和“以法治天下”是中国古代两大不同的治国策略和思想传统，在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有必要的。



一、主要相同点

从外部形态来看，德制和法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甚至在公开宣扬儒家德治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法言说的一面，那就是暗中使用了法律。其根源是两者不同，无法取代，但也有显著的共同点。

其立论目标一致，其目标是：维持现有宗法等级制度，为当权者提供有效的治国策略。孔子以德为本，提倡以德为本，以德为本。君臣父子各有其德，德治则是要做到各尽其职，循规蹈矩，不能越界。韩非是一个崇尚法制的人。奖惩严明。但也强调君臣之分，上下之分，妻妾之分，嫡庶之分，皆有严格的分界线，各司其职，各司其职。可见，维持封建等级秩序是儒家和法律共同遵循的目标，不论是对理想的追求，还是对实践的规范，最终都是为了巩固现有的统治。

从其理论特点来看，二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线索，并表现出较为完备的系统化的形态，并由此引出理想化的效用。无论是孔子还是韩非，都对自己的治国之道抱有极大的希望，坚信自己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实现自己的理想状态。儒家的“扬善”与“法”的“治恶”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以“安定社会秩序”、“天下太平”为目的。因此，无论在明面上还是在暗中，都能获得统治者的关注和赏识。



二、主要的矛盾

学说的前提差异：性善与恶之争

孔子德的“学论”以“人性善”为理论基础。此外，人还有与生俱来的“良知”的品德，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善良的，可以被说服、被教育，而道德的规训则是可以实现的。因此，“道德教化”成为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法家对此却是坚决的否定。并对性善论作了全面的批判。他觉得人性是自私的，是一种功利的东西，造车的人想要人富有，而造棺材的人想要人死，是因为利益，而不是因为人类的善恶。人的天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这就给奖惩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此外，人性在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表现，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古代的人，以道德为先，以智慧为先，以力量为先。”所以，优待不足，严惩不能，而百姓自治。如今，百姓多，物资少，劳力少，供给不足，民不聊生。”可见，人口、财富、社会关系等因素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而且，韩非相信，有道德的人，都是有限度的。因为人不是出于自觉的善良而不是邪恶的，所以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迫使人们改邪归正。



理念的核心差异：道德和法制的冲突

在孔子的理论中，道德的功能被夸大到了极点。孔子的理论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决定论，其中德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君主，只有以德治国，百姓才能像崇拜天上的星星一样崇拜他。具体来说，一是以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二是以教化的方式，教育和教育，用道德去影响那些勤勉为利的人，提升他们的品德。

韩非则是反其道而行，他觉得道德不如法律，治理国家要靠法律，法是最重要的。从韩非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好的君王，只会奖惩，而不会有仁德。而且，德治对不能教化的人，没有任何效果，只有通过惩罚来纠正。

论中的民族身份差异：重人民与轻人民的对立

孔子是一位以民为本的春秋思想家。孔子还提倡“节用而爱民，节俭以时”，这就是节约劳力，关心百姓，确保耕种，不耽误农时。

相比之下，韩非更看重的是法律，而不是平民。主张专制权力，拥有绝对的权力，把“法”和“术”和“势”融合在一起，把整个国家视为自己的财产。韩非的法律，就是用来镇压老百姓的。韩非的治国之道，强调的是依靠权威，让所有人都臣服，这是一种极端的权威，而不是以平民为尊。

理论的运用方式差异：道德教育和惩戒遏制的对立

孔子提倡“仁”，基础是“仁”，而“学”、“教育”则是“以人为本”的有效手段。孔子虽然承认人的一生都在学习，但是他更注重的是学习。唯有读书，方能打破愚昧，树立“仁”的理性意识。

而法家，却是急着要治，主张从轻发落，严惩百姓，让百姓不敢触犯法律。显然，人们对法律的期望过高。



三、审视传统文化，完善国家战略

人民的态度与人民的意愿有很大关系。这将直接关系到理论战略的走向。孔子虽然强调，刑罚不能上大夫，礼法不能下，三纲五常，不能越俎代庖，但也能做到不与普通人为敌。韩非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都献给了国君，平民和文武百官，都被“法”和“术”所束缚，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成为了国君的敌人。所以，韩非走的是一条与百姓为敌的道路。这一点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是深远的：人们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而被任意摆布。今天的文明社会中，人民已有了某种自觉，他们甘愿遵守与民主共存的法治。权力意识绝不是一种狭隘的权力观念，它还应该包含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要素。作为统治者和管理者，一味地追求绝对的权力和控制手段是不全面的，应该用科学的知识、技巧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尊重个人的独立和权利。

孔子的德治和韩非的法制，都是各自的矛盾和矛盾。就思维本身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偏激的想法。韩非认为，“轻罪重刑”是一种特殊的特殊处理方式。但是，如果把它扩展开来，那么，它就会成为它自己的反面。如果只是重罚，那就不准确了，又怎么会有好的效果呢？所以，严厉的惩罚震慑和自我约束实际上是一种偏激的错误。

综观重德与重法的实际效应，我们必须承认：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从整体上讲，国家的德治是没有实现的。德治的消极后果是，表面上口口声声仁义道德，背地里却是一群偷鸡摸狗的皇帝；没有独立的个人和思想，僵化的思想。而秦国则力图推行法制，以求能让秦国永垂不朽。但严刑拷打的后果，却是群龙无首，农夫造反，看似强盛的秦国，却因为得罪了百姓，短短十多年，就被夷为平地。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德治和法制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如果将两者都推到极致，就不会有好结果。德法并重，礼法兼用，这是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以德治国，健全法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