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具有创新意识

应该具有创新意识

具有创新意识也是小说创作应该提倡的艺术追求。世界小说史证明，具有创新意识是很多小说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所谓创新意识，决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标新立异，而是包括审美视野的拓展、审美意识的变革和审美眼光的多样化。因此，小说创作具有创新意识，不仅会带来艺术的生命活力，而且会产生连锁反应。这方面，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就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很多优秀小说就都显示了不断创新的审美特征。比如，尽管本土文化使我们的小说风景充满了本土色彩，但与“国际接轨”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则更是明显。这种“走向世界”的审美追求就是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且显示在文化观念、哲学认知、审美意识、艺术判断和形式意识等多方面。事实证明，20世纪一批世界性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对新时期大陆中青年小说家的影响非常明显。早在1980年，戴厚英就在其长篇小说《人啊，人！》的“后记”中提出，要用“现代主义”反抗僵化的“现实主义”。1981年9月，高行建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从理论上为小说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依据，引起了广泛关注。王蒙谈到中国90年代小说时曾说，“向国际靠拢”已是一种明显现象，而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又“太大了”，“许多作家作品都能看到受马尔克斯影响的痕迹”。这种看法应该说比较客观。影响当然不限于马尔克斯。新时期小说向国际现代主义小说潮流靠拢或说认同，如果说认同存在差异，借鉴效果也不一样，那么带来一个共同事实就是：创作主体意识具有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多样化的文化参照。与此同时，大陆新时期小说创作借鉴外国现代主义小说手法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作家们不拘一格、标新立异地进行着小说艺术试验。试验与借鉴并非都能奏效，但创造力的活跃显而易见。就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创新而言，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新时期这样充满强烈的探索意识。而创新意识，恰恰带来了审美视野的拓展和审美意识的变革。这种创新意识，在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有着特殊表现，这就是很多小说文本都具有“个人言说”特征，是以张扬主体意识的个性化写作来表现社会和描写时代。这些“个人言说”中的优秀作品，就显示了审美视野的开阔和艺术创新的突出。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虽然注重对个人感觉和个体命运的描述，但这种个人经历却折射了社会的复杂和历史的变化。在这类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些审美表现极富创新意义。不妨分析一下两部代表性作品。先说近年创作非常活跃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该作，采取了一种寓言式的审美写法。小说描述了一个名叫三姓村的地方，很久以来就流行着一种叫“喉塞”的可怕疾病。这种无法治好的奇怪顽疾使村民都活不过40岁。现在的村干部们有些莫名其妙地认定是土地有问题，于是一声令下，村民们便盲目地开始翻地换土。这是个巨大工程，人们日日累得死去活来，但活过40岁的企盼仍是一个遥远梦幻。在这种寓言式故事框架中，作者描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生存情形：村民们为了活下去，年轻男人被迫卖皮子而留下可怕的伤疤，青年女子则不得不卖淫；为了得到公社卢主任的支持，村里派出最灵活的女人司马桃花去伺候他。当卢主任玩腻后，无可奈何的村长竟鼓动村民献出黄花闺女。三姓村的人们，就是这样地害怕权势和悲苦无告，苦难的历史和依然苦难的现实如无尽苦水就这样年年月月地流去。三姓村人悲惨绝望的生活历程，是个关于愚昧和权势的苦难寓言。它隐含着一种深刻警示：愚昧和权势是互为的，愚昧导致对权力的膜拜，专制权力则必然强化愚昧。两者交织则肯定是种种人间荒诞。读《日光流年》描述的故事，我们不能不感到巨大悲哀，也不能不联想到现实中发生过的荒诞。创作上一直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作家北村，其长篇小说《施洗的河》也具有这种寓言性质。小说中，人妖混杂的霍童乡和安贞堡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也是一种寓意深长的象征。它们象征着灾难、丑恶、凶杀、怪诞、阴谋的汇合。在这种地方，灾难成为一种人们无法摆脱的生存循环。比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刘浪父子就是一种循环。刘浪的出生是一个丑恶而痛苦的回忆：他是有权势的父亲在一个满是粪臭的野外以强暴方式占有民女的结果。这个民女就是他的母亲。长大后的刘浪知道了自己出生的原因后，便怀着对父亲的说不出的厌恶而渴望挣脱却永远无法摆脱。他也曾努力去做一个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结果还是成为与父亲一样的恶魔，最后觉得只有进入墓穴才是安全的归属。这种寓意非常深刻而耐人寻味，是以一种绝望的象征性意象来解释传统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