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

　　安德烈问母亲，"我真的不知道将来做什么，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于是龙开始诉说着她的十八岁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些什么。那时候的她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贫穷落后的乡下。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生态破坏，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十八岁那年，阿波罗登月；美国和越南军队侵入柬埔寨；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而跪，请求历史的原谅。"而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述一个暗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那个 "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还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透、被"现代化"、被 "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 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