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南方小镇的正北边，有两条相互交织老街，在两条老街的转角处有一家转角花店，花店不大却只卖一种花——铃兰。
花店是这条老街最特别的存在。
每年5月，花店前的铃兰盆栽开始陆续开花，香味优雅清丽、芳香宜人。
花店门口有两排藤条椅，每两张椅子中间安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总有泡好的热茶。不管你买不买花，只要你愿意在这坐一会儿，就会收获满腹的花香。
傍晚时分，夜色的来临加快了人们的脚步，但总有人愿意在花店门口停留一会儿，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闻一闻铃兰悠远的花香，然后起身回家。
花店的主人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材不算高挑却很清瘦，长得不算漂亮却很清秀。她平时话很少，但总愿意跟坐在花店门口喝茶的人聊天。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只知道她等了一个人十年。
小镇平凡的一天总是从街头的叫卖声开始。女人打开门，端出刚泡好的热茶，擦干净椅子上的露水，等待着下一个来客。今天的客人仿佛格外的多，花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女人不慌不忙的帮客人包着花。
花只卖一种无法选择，但花纸可以。
她家包花的纸非常独特，清一色的牛皮纸，独特之处在于它有各种古典的颜色，淡松烟、银鱼白、秋波蓝、秋葵黄......每一种颜色都有属于它的名字，配上铃兰白色铃铛般的花朵，总会给人一种视觉的冲撞感，但冲撞并不突兀。就好像一幅西方的油墨画，又好像灿烂的骄阳，时而松散，时而明亮......
深夜，客人逐渐散去，女人坐在门口吹着冷风。凉风绕指间，记忆被拉回二十五年前。
1931年9月，九一八事件爆发，那时的她，是女子师范的一名大学生，外强侵略，国将不国，她与学校的几个爱国人士正与其他几个外校联系，准备组织一场游行示威。
那天，在准备事宜接近尾声的时候她接到了家里的家书，当她急急忙忙的赶回家之后才知道家里人背着她给她订了亲事。她的父亲是当地的药材商人，因为经营得当，在当地也小有名气。父亲告诉她男方也是个正在上大学的大学生，家中的买卖很景气，家风很好。
可那时的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思想，怎么可能接受包办婚姻，于是就在父亲安排见面的头一天晚上，她只身一人，背着只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袱离开了家，走到角门时，她发现门边站着一个人，把她吓坏了，仔细一瞧原来是母亲，夜晚的母亲打着灯笼，烛光晃在脸上，显得格外慈祥，母亲塞给她一包银元，她至今都无法忘记母亲对她说的那句话，“走吧孩子，走得远远的，你的命运应该由你来主宰，你有更广阔的天空，相夫教子从来就不是你的未来”她跪别了母亲。
后来，她去了北京，成为了一名记者。
第二年春，她收到乡人带来的口信，日军侵略了她的家乡，全家五十多口人，无一生还。
1936年，她成为了一名地下情报工作者。
同年秋，她接到上级通知，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情报根据地，而此次并不是她一个人单刀赴会，上方指派了一个人与她一起，此次任务她要与那个人佯装成夫妻共同经营一家瓷器店，而这家瓷器店也将是新的革命根据地。
她永远不会忘记初见那个男孩时的样子，穿着中山装，拎着皮箱子，怀里抱着一束牛皮纸包的铃兰。
他们挽着手走上码头，走进了瓷器店，在外人面前他们是恩爱的新婚夫妻，私底下他们是有着共同抱负的热血青年。
男孩喜欢铃兰花，房间和店里总是能看见它的身影。
房间里只敢放一张床，怕被外人察觉到，每到晚上，男孩就会从柜子里拿出被子铺在地上，女孩睡床，他打地铺。
四年后，根据点暴露，男孩为了掩护她撤退，被捕。
从此杳无音讯，有人说他逃出来了，上方也派人多次打探，但最终遍寻无果。
再后来她才知道，原来男孩就是当年父亲订的那门亲事，不幸的是，两人都因不满包办婚姻而背井离乡，但幸运的是，骨子里的那份家国情怀又将他们聚到了一起。
即使这份幸运穿越了战争与年华。
抗战胜利后，女人隐姓埋名回到了她和男孩的家乡，开起了花店——一家只卖铃兰的花店。
木心先生说：“从前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你相信吗，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真的会有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原地踏步很多年，他们可能相识多年，也可能只有匆匆一面。
民国三年等不到一场雨，而我，终究还是等不到一句我爱你。
但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那天早晨，女人一如既往的打开门，端出热茶。
人们看到一个穿着中山装，拎着皮箱子，怀里抱着一束铃兰的男人从街尾走来。
“您好，可以给您讨口茶喝吗？”
女人回头
四目相对间，时钟仿佛拨回了好多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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