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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战争中的选择

童琴来到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了三个月,上级才给她安排工作。她嫁给一个老八路。她有一次到冀中执行任务,带着小薇来到宁雨家。宁雨的母亲看见来了两个女八路,一时没认出来。童琴上前叫伯母,宁母看了好半天才认出来,脸上充满疑惑,问:“你来有什么事吗?”童琴自己坐在台阶上,纠结了很久才说:“伯母,你可心里可要有个准备啊。”宁母感觉不妙,强作镇静,说:“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不怕。”童琴才说:“宁雨已经,已经不在了。”宁母一听,当时眼就直了,喃喃地说:“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的。”童琴眼里也满含泪水,说:“他是个好人,死得非常英勇。”说着,她把小薇拉过来,一字一顿地说:“为了救这个姑娘,宁雨死了。时间是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八,地点是潢川。”小薇也跪在宁母面前,哭着说:“他救了我,我就是他的未婚妻。”宁母好久才明白过来,拉住小薇的手说:“起来吧。他都死了,还要媳妇干什么?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不糊涂,你该嫁就嫁吧。”小薇忙说:“让我照顾你吧。”从此以后,宁母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不久就死了。小薇一直照顾宁母,直到她死了小薇才离开。

父亲童老先生在内地流亡,吃尽苦头,最后死去。小段带着妻子随着第五战区在各地转战,抗战胜利后回到保定。保定解放以后,他得知童琴是军管会的成员,于是找上门,想找个差事。童琴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说:“你要是解放前找我们联系,还可以算进步人士,没准能当上政协委员。现在解放军都进城了你才找,我怎么安排你?”小段笑嘻嘻地说:“我参加过二师学生运动。”童琴回忆道:“我姐姐说过,她救过一个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后来赶巧了,嫁给那人了,可那人就是不承认。那人是你吧?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小段依然笑嘻嘻地说:“是你姐救了我。我参加过学生运动,但后来遭到镇压,就退出了。一想到自己的懦弱,我心里难受,于是不承认参加过学生运动。我记着你姐的恩情,于是主动托人上门保媒。你回家问问你姐,这么多年了我对她怎样?”童琴又问:“你退出了,是不是当了叛徒?“小段忙说:”没有。我被我爹关了一个月,哪里都不许去。学潮过去以后,又给我四处托关系,才进了《民国日报》社,当了记者。“童琴点点头说:”你能找到证人吗?”小段问:“这么多年了,物是人非的,哪里去找?再说我退出了,也不好意思找人家啊。你就想想办法。”童琴严肃地说:“既是这样,以前的事只好一笔勾销。我就纳闷了,你也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这么迟钝,就没看出CP要成功,还不和我们联系?”小段嘿嘿笑道:“我当然也看出来了,从抗日战争以后我就看出来了,但我上哪里找你们去?没有门路嘛。再说了,你们的胜利也来得太快了吧,只有三年你们就进城了。我还没有联系上你们,你们就进城了。你们进城那一天,我和你姐都上街欢迎去了。还是你姐眼尖,她看见你站在一辆军车上,可威风了。你姐喊了你好几声,你也没听见。她便嘱咐我四处打听,看是不是你。你可真行,都进城了也不说回家看看。”童琴想了想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太忙了,还没顾上回家呢。”小段说:“你现在有权了,给我找个差使吧,只要能养家糊口就行。你姐带着三个孩子,挣不了钱,我再不行,一家人就喝了西北风。”童琴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参加学习,再根据学习后表现安排。”小段不耐烦地说:“你不是有权吗?直接给我安排一个就得了,还学习什么啊!”童琴厉声说:“那怎么可以呢?你以为新政府是咱们家的?所有旧政府人员,如果想在新政府工作,必须参加学习。只有把你们身上的腐朽习气洗干净,才能让你们上岗。”小段又说:“就是走个过场吧?”童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实质性的。你们要上课、讨论,最后写思想总结。我根据你们的思想总结,再安排工作。”小段只好说:“好好好,我去学习。多长时间?”童琴说:“一般是半个月。如果不过关,就会延期。你不要想不开,我到延安也是先参加学习。你知道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小段说不知,童琴说:“是小学教师,还是乡村的。你刚过来,一下就得到重要岗位,别人怎么服气?我们的政府和旧政府不一样,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讲裙带关系。”小段只好去参加学习。

有一天,童琴正在审阅一份文件,忽然接到姐夫的一个电话,说来了一个朋友,要她务必抽时间见见。童琴问来人是谁,姐夫还不说,童琴心想,你的朋友,我去凑什么热闹?真是岂有此理。她于是接着看文件。不知怎么的,她再也看不下去了,就想出去转转。她向秘书交代两句,于是来到院里。她正在散步,只见姐夫陪着一个高个子来了。他们走近了,童琴才看见,那人是坚白。童琴虽然也很惊喜,但在机关不好表露,只好说:“你们去对面的那家茶馆等我,我下班去找你们。”他们走了,童琴忍不住浮想连篇,再也无心工作了。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间,她把门一锁便出去了。她来到那家茶馆,看见坚白,二人虽然没有了那种想法,但也忍不住一阵唏嘘,论了一番契阔。原来坚白的叔叔在第二次拆迁中死去,他们的公司越来越艰难,最后解体。抗战胜利以后,他和丽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上海,在岳父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小饭馆。上海解放以后,坚白带着老婆孩子回北平见父母,回去时绕道保定,看望老朋友。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结了婚,也就没有那种想法了,只是象一般熟人那样谈天。坚白问:“你们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童琴叹了口气说:“别提了,生活特别苦,你们拼命想都想不到。白面、大米想都别想,成天吃小米饭、菠菜汤、窝头、咸菜,能吃上一个鸡蛋就算是过年了。最困难的是四一年、四二年那两年,我们经常吃不饱,只好吃树叶、树皮,槐树花、榆钱就是美味佳肴,很多人营养不良。和我一起的那个小薇,有一次说,姐,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走。我就对她说,这里苦,哪里不苦?你跑到重庆、南京,能强到哪里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虽然苦,但我们的精神愉快。日本鬼子惹上了美国,就快了,咱们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丽莎也兴致勃勃地问:“你最受不了那里什么?”童琴说:“我最受不了的是,洗澡不方便,一年洗不了十次澡,经常一个冬天都不洗澡,身上长满虱子。”一个留着盖头的男孩子跑过来问:“阿姨,什么是虱子啊?”童琴耐心地说:“就是人身上长得一种小虫子。你要是长时间不洗澡,也会有的。”坚白眼圈红了,转移话题说:“还是谈谈你在哪里的工作情况吧。”童琴突然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说:“那里的人都特别好,没有那么多潜规则,我们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根本不用考虑上司的脸面。我刚到的时候,还以为他们傻,后来发现都那样,也就习惯了。总之,这里的所谓人情世故,那里根本用不着。我的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先是在抗大学习了三个月,后来去当农村小学老师,再后来到晋察冀边区的一家被服厂当会计,后来当厂长,后来主管边区的后勤。”坚白笑道:“官越做越大啊,越来越有权嘛。”童琴严肃地说:“我们的纪律可严呢,有多大的权都不敢乱用。一起说说话还是可以的,但我可不敢承诺你什么。”坚白又问:“你见过的最大的领导是谁?”童琴说:“我见过的最大的领导就是聂荣臻,晋察冀边区的司令员兼政委。”

丽莎请童琴谈谈自己的丈夫。童琴笑笑说:“就是个当兵的,傻大黑粗的。”坚白不解,问:“那你怎么会看上他呢?”童琴还是笑笑说:“组织安排的。”坚白问:“你们的组织还管这个?”童琴说:“当然管了。我们的组织不仅管工作问题,还管生活问题。给我介绍的那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比较尊重有文化的人,肯学习,很象我的一个发小,所以我们还算是有共同语言的。”坚白关切地说:“你当时是怎么想通的?”童琴说:“我把这个当成了一项革命工作。为了革命工作,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坚白摇摇头,说:“这是你的真心话吗?”丽莎叹口气说:“真不明白你们CP的思想。”童琴笑道:“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主要是组织英明。如果两人差异太大,组织也不会那么糊涂,强捆在一起。别光听我说,你们也说说,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坚白长叹一声,说:“还能怎么样?瞎混呗。我叔叔在的时候,威望高,再苦再难,公司还能维持。他一死,我哪有那么高的威望?时间不长,公司就解体了。我们没有办法,流落到重庆,开了一家小饭馆,就象这家也似的。刚刚象点样子了,鬼子来轰炸,把小饭馆炸了。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买了辆三轮车,去车站、码头拉货。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我们回到了上海,又开了一家小饭馆。”童琴问:“生意怎样?”坚白苦笑道:“一开始还行,能养家糊口。后来物价飞涨,账面上有利润,实际上没有,甚至亏损。“童琴兴奋地说:现在好了,全国解放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发展实业,只要遵纪守法,政府也支持。”坚白摇摇头说:“形势刚稳定下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谁敢乱动?看看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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