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

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称“圣谕广训”。同时，地方官为便于讲解，便用白话、方言等各色形式对其扩充发挥，加上官方的极力推行，“释谕”和“讲谕”的活动在清代一时风行。 [42]

推广官话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雍正帝此举收效有限。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43]

禁天主教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发布在全国禁止天主教的命令，并且不承认康熙发给传教士的“印票”。雍正帝还召见了在京传教士，言明政策：“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福建官长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此为我国家之事，朕当负责执行者也。……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西有回人，朕欲阻其内入，毋使捣乱我中国。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推辞，惟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各省传教士50多人，连同5位主教被驱除出境。雍正十年（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传教士也被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只有在钦天监工作的20人留用，但不准传教。 [44]

社会

灾赈制度

雍正时期继续完善了清代的灾赈制度。雍正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国力的雄厚为雍正朝的灾赈提供了条件。其中，粥赈成为官方经常采取的散赈措施，并在具体实践中完成了制度建设，确定了粥赈期限及地点。一是按口煮赈，即估算及统计饥民人口，出粮煮粥发赈，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救济饥民。二是初步确定粥赈期限，并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三是根据灾荒及饥民的实际情况增加粥厂及粥粮。四是明确规定粥厂的位置及距离，近城设粥厂，乡村设米厂。 [45]

雍正时期也实行以工代赈。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山东巡抚陈世倌以省城周围四十八州县卫所去岁遭遇水患，特奏请朝廷于开春之时兴修大清河工程，“令无食小民得力役之资，为糊口之计”，得到允准。 [46]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雍正帝在谕内阁时称：浙江杭嘉湖三府因头年被水，收成歉薄，民食艰困，当此青黄不接之时，着令动用库银4万两，或开浚河道，或修理缄垣。使百姓就近佣工，藉以糊口，这也是一种以工代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