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在太平兴国七年下记载说:据《辽史》卷一○《圣宗纪》,景宗卒于乾亨四年(982年)九月壬子,同月癸丑,圣宗即位,“皇后奉遗诏摄政”。次年六月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辅皇帝,大赦,改元统和”。从上述情形来看,我估计改号“大契丹”不大可能是在圣宗即位后就匆匆忙忙宣布的,很可能是在乾亨五年(983年)六月上尊号、改元统和时正式宣布的消息。宋人的记载在这一点上未必很准确,所以仍以维持目前通行的统和元年改号说为宜。 宋人对此次国号变动的理解肯定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次改号“大契丹”,应该意味着取消此前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统一使用“大契丹”的国号。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国号的使用情况,似乎又不尽然。根据我对《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的查考结果,自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号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号大辽,其间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28例,其中23例作“大契丹”(包括6个出土于燕云汉地的碑刻),另有5例仍称“大辽”或“辽国”。
937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938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947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定契丹于947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张正明《契丹史略》、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等均如是说。
20. 姜维公,姜维东《“辽”国号新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1期:937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947年,则是辽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
21.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唯一的一条记载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然而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三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