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是指一切生命形态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进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evolution，原义为“展开”，一般用以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
1762年，瑞士学者邦尼特最先将此词应用于生物学中。后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也是基于这一理论而诞生。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睿智的先祖们,譬如达尔文、赫胥黎、海克尔及其他生物科学家,已经为我们确立了遗传法则在人类进化演变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
人类的直立行走,以及其他种种生理能力运动、消化、血液循环、神经系统、肌肉力量、骨骼结构,甚至是精神能力,这一切都得益于人类的遗传。
尽管如此,还是遗漏了一种遗传,它超越了科学家们所能研究和想象的范畴。对于这种非凡的遗传现象的存在,他们深感无力无望,更是无法昭示于世人。
只要大胆地敞开感官意识这扇大门,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这股鲜活能量。那么,此时的你还犹豫什么呢?古人认为每件雕刻品都是种观念或情感的具体化,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创作出来的,精神态与身体表达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
而今我们承认精神状态与人的身体状况存在着直接的一致,而且只是一直是这样被阐述的,以至于我们如今知道,每一种境况都是结果,而这一结果,是一个源于某个理念的原因的产物。
古代人们在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关于生物的形态、构造和生活习性的知识，注意到生物机体的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逐步形成了朴素的生物进化思想。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他那个时代有关动物的知识的系统整理，把540种动物按性状的异同分为有血的和无血的两大群，每群之下又分为若干类。
他进一步提出生物等级即生物阶梯的观念，认为自然界所有生物形成一个连续的系列，即从植物一直到人逐渐变得完善起来的直线系列。
中国战国时期汇集的《尔雅》一书记载了生物类型的变化；汉初的《淮南子》一书，不仅对动植物作了初步分类，而且提出各类生物是由其原始类型发展而来的。
近代科学诞生以前，进化思想发展缓慢，当时广为流行的是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种观点直到18世纪仍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是瑞典植物学家C.von林奈（1707～1778）。
他所提出的分类系统虽然有助于揭示生物物种之间的历史联系，但他却把物种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不可改变的产物。
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积累了许多新的与物种不变相矛盾的事实。在大量事实的影响下，甚至像林奈这样坚定的神创论者，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杂交的结果能产生新种。
1859年，C.R.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论证了地球上现存的生物都由共同祖先发展而来。
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并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以说明进化的原因，从而创立了科学的进化理论，揭示了生物发展的历史规律。
19世纪80年代以来，以A.魏斯曼(1834～1914)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把种质论和自然选择学说相结合，丰富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T.杜布尚斯基(1906～1975)等人为代表的综合进化论综合了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以及古生物学等学科的成就，进一步发展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理论。
60年代末，日本学者木村资生等人提出中性学说，又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进化的某些特征，补充、丰富了进化论。
进化的进步性：地球上的生命，从最原始的无细胞结构状态进化为有细胞结构的原核生物，从原核生物进化为真核单细胞生物，然后按照不同方向发展，出现了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
植物界从藻类到裸蕨植物再到蕨类植物、裸子植物，最后出现了被子植物。动物界从原始鞭毛虫到多细胞动物，从原始多细胞动物到出现脊索动物，进而演化出高等脊索动物──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中的鱼类又演化到两栖类再到爬行类，从中分化出哺乳类和鸟类，哺乳类中的一支进一步发展为高等智慧生物，这就是人。
生物界的历史发展表明，生物进化是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过程，从中呈现出一种进步性发展的趋势。
生物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表现出种种特殊的复杂情况。除进步性发展外，生物界中还存在特化和退化现象。
特化不同于全面的生物学的完善化，它是生物对某种环境条件的特异适应。这种进化方向有利于一个方面的发展却减少了其他方面的适应性，如马由多趾演变为适于奔跑的单蹄。
当环境条件变化时，高度特化的生物类型往往由于不能适应而灭绝，如爱尔兰鹿，由于过分发达的角对生存弊多利少，以至终于灭绝。
对寄生或固着生活方式的适应，也可使机体某些器官和生理功能趋向退化。如有一种深海寄生鱼，雄体寄生在雌体上，雄体消化器官退化，唯有精巢特别膨大，以保证种族繁衍。
有些研究者对进化的进步性表示怀疑，认为进步性不是进化的基本特征，也不是进化的本质。
科学研究证明，进化不全都引起进步，进化过程中也有退化，但从有机界总的进化过程看，进步性发展是进化的主流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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