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出生年日

《史记》《汉书》均记载，刘彻在孝景四年、七年、十六年分别为四岁、七岁、十六岁。 [119-120] 因古人计虚岁，故刘彻当生于汉景帝元年（乙酉年，公元前156年）。而两书中的孝景王皇后传记又记载，刘彻于景帝即位后出生而孕于文帝去世前 [7] ，即受孕时间在汉文帝后七年六月己亥（公元前157年7月6日）之前，两者之间尚可调和。

然而，《汉武故事》称“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 [1] ，即刘彻生于景帝元年七月七日（公元前156年7月31日），如此则孕期超过十三个月，非正常孕期。就此至少可有三种推论：

《汉武故事》所记不误。《汉书·外戚传》记载，刘彻晚年宠妃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刘弗陵。这样，上述超过十三个月的孕期客观上亦有可能；然而，同为异象却不一同记载，仍有疑问。

《汉武故事》所记月日不误，年份错误。准此，则刘彻当生于汉文帝后七年七月七日（公元前157年8月10日），而《汉书·孝武本纪》所记刘彻年岁为周岁；这与古人言虚岁的一般状况相违背。

《汉武故事》所记月日错误，年份不误。《汉武故事》以志怪为主，本非记述史实的著作 [121] ，所记日期“七月七日”当不可信，而乙酉年仍可得到《史记》《汉书》的印证。

晚年路线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下轮台诏，拒绝桑弘羊等提出的在西域轮台屯田的建议。西汉后期的刘向指出“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 [177] ，班固则在《汉书·西域传》中强调下轮台诏是出于“深陈既往之悔”，并称赞刘彻晚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44] 因此轮台诏历来被视为哀痛诏乃至罪己诏，是刘彻晚年幡然悔悟的象征。当代历史学家田余庆在1984年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学术论文《论轮台诏》，系统性地阐述了刘彻晚年从“兴利开边”到“守文”的路线转变。他认为刘彻与其太子刘据之间早就存在“兴利开边”和“守文”的路线之争，并且是导致“巫蛊之祸”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频繁的农民起义、刘屈氂案的东窗事发、对匈奴用兵的失利以及田千秋为太子讼冤等警钟，刘彻及时悔误，利用桑弘羊奏请屯田轮台之机发布了罪己诏（轮台诏），将汉朝的路线调整为“守文”，扶大厦于将倾，从而造就了昭宣中兴。 [163]

这一观点几成定论，然而也有质疑的声音。如陈苏镇认为“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并且刘彻到死都无意调整自己的路线，而是要求继承者延续自己的未竟事业，所以昭宣时期依然在继承并推进“武帝事业”，到宣帝时大体完成，汉元帝时期才调整了路线。 [178] 陈金霞亦认为刘彻在轮台诏中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谈不上是罪己诏。 [122]

2014年以来，学者辛德勇发表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并著书《制造汉武帝》，逐条推翻田余庆的观点。他认为：

轮台诏只是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政治路线；

刘彻和刘据之间不存在路线之争，真相是刘据不堪父亲暴虐，诅咒刘彻早死，被发觉后引发巫蛊之祸；

田余庆认为刘彻父子之间的路线之争以及刘彻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史籍，而是出自小说《汉武故事》；另一依据是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被推定为刘彻下达给太子的遗诏，其中有告诫太子“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并以胡亥为戒等内容，但这道遗诏未必是刘彻所写，更有可能是刘邦的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