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余靖：昔武皇之抚运，绍炎汉之重熙。拓蛮夷之境，则卫青、去病之勋立而民疲于干戈矣；惑神仙之谈，则少翁、栾大之宠崇而吏烦于祠祀矣。悦韩嫣之佞而处以副车，则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谮而诛及戾园，则父子之恩绝矣。举其大概，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谥，曾不为“灵”若“厉”，而反壮其武庙为世宗，亏周公之法，败三王之制。当时洪儒硕生如夏侯胜、黄次公议其乐章，遽抵诏狱，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废而复兴，不失旧物，然后始谓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虽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兴，姬道再盛，庙在迭毁，亦无异号。暨乎汉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绁婴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义，省刑罚，弭兵革，服节俭，而囹圄空虚，宇内太平，庙称太宗，斯又宜矣。孝武虽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恶谥，固亦幸矣，尊之为宗，无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远略，高出百王，西开夜郎之境，东建朝鲜之郡，匈奴徙庭，瓯越请吏，修典礼，向儒学，登封告成，而汉之制度于是乎备，若如所论，不亦过乎？曰：邦土虽辟，兵已黩矣；远夷虽服，民已耗矣；乐府虽盛，雅亦乱矣；泰山虽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惫，可胜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诏，进筦榷之术，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谓汉家杂以霸道，愚于武帝观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庙弗毁，后嗣何以观乎？西汉称宗者四，而东汉无复区别，至于安、桓，亦有庙号，其失自武帝始。

孔武仲：班固曰：“武帝之雄材大略而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余取本纪质其行事，以谓武帝承文景之后，兵休民乐，海内富实，不能躬践法度，以追二帝三代之隆，而甘心四夷，虚内事外，敝天下之力，殚生民之财，其末年愀然自悔，弃轮台之地，封丞相为富民侯，盖亦晚矣！其雄材大略安在？而固之言如此，颇疑史臣褒扬先帝之辞，而非天下之公言也。然其在位数十年间，天下之士争立于其朝，内则文章制度炳然可观，外则匈奴遁逃，西域、南越皆为郡县，其措置宏大，后世之所不及，岂其皆无所长而能至此与？......大宛之役，封列侯，拜九卿，庆赏滂沛，以劳还师之功，其于罪恶甚多，皆略而不问。其能容有功者如此。隆虑公主，帝之姊也，方其病也，预入金钱以赎其子之罪，帝虽许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庙乎！”卒使伏法。其用刑不私如此。余所谓阔达之大度，果敢之明断也。故王师屡动，而将帅无逗挠之计；奸宄数发，而社稷无倾危之忧。威行方外，利及后世，卒于建功天地，庙号世宗，彼亦有以致之也。及其末年，眷顾霍光属以大事，光遂能戡定逆乱，以安少主，立孝宣以中兴，推其本原，则武帝之功尤为俊伟。何者？霍光，阶闼之臣耳，未尝参国议、与民政也，又非有公卿之荐、士大夫之誉也。帝亲察其才，擢之于近侍之中，而付之以社稷之重，比方周、召，曾不置疑。而光卒能拥持大业，不负垂死之托，则帝之知人善任，岂易及哉？昔齐桓公得管夷吾于鲍叔，以称霸于一时；汉武自举霍光，而功业施乎三世，则武帝之明，优于齐桓远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则所谓雄材大略者，非史臣之私论，乃天下之公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