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午夜时分，剩下的三个人陆续回来了，他们似乎也受了什么刺激，都叫我别在找了，快回去。
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吞吞吐吐的说：“胡子，好长的胡子。”便再也问不出来什么了。
我命令小谢把船开回去，受惊的四个人赶紧点头称是，就这样，船在按照路线原路返回。
小谢把船开的飞快，好像要逃离什么东西，我看着他们如此反常，知道他们是遇到了些不好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不好的事情，现在还不清楚。
想起前天夜里的敲门声，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在作祟。
从黄海海域回来，对于无功而返的我们，李鸿章和母亲都显得有些伤心。
但是没有把这件怪事和李鸿章说，想来他也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在我去的这几天，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也带人在《中日马关条约》签了字，甲午战争结束。
就在签字以后的那几天，我一直都陪着李鸿章，他觉得有愧于我，便不在给我工作，那段时间，我就在他身边侍奉些茶水。
我的小爱豆已经四岁了，会背一些简单的古诗词了，他还是那调皮的性格，董浩哥哥说等到他六岁，就让他上私塾学校。
慢慢的我也忘记了那次黄海的事，只是夜寻欢始终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结。
日子又在不平不稳的过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
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引起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表示要誓死保卫台湾。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二十四日，清政府派李经方赴台湾办理交割事宜，并责令台湾官兵内渡，禁止大陆军民接济台湾抗战。台湾军民决心独立自救。在丘逢甲等台湾士绅的动员倡议下，台湾人民于五月初二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勇统领，刘永福为民主将军，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林维源为议院议长(未就，次日去厦门)，又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立国号为"永清"，以表明"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台湾人民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而采取的一种爱国行动。五月十一日，日军攻占基隆。十二日，"民主国"总统府兵变，唐景崧化装逃回大陆。十五日，日军侵占台北，"台湾民主国"败亡。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割占辽东半岛。经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日本同意交还，但要索取相当数量的"赎辽费"。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十日，清廷派李鸿章、王文韶为全权大臣，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妥议商约。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林董在北京签订了《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中日条约》，通称中日《辽南条约》，共六款，另附《议定专条》一件。主要内容:清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的巨额赔偿"赎回"辽东半岛，款项付清后三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
李鸿章对我说：“现在洋务运动失败了，朝廷对我也存在非议，尤其是那个翁同龢，一步步都在逼迫我，现在我这边也不需要翻译，我给你介绍到康有为那里去，他最近在上海办了个《强学报》，你就到那里去做编辑吧。”
1896年1月12日(农历1895年11月28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
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暴露了满清政府fǔ败无能，引起社会震惊，尤其是知识界开始考虑变法图强，各种政治团体开始涌现。1895年秋，康有为加入北京强学会后返上海，在维新党人黄遵宪、陈立三协助下，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为吸收同仁，鼓吹维新变法主张，创办了《强学报》。
《强学报》由康有为学生徐勤、何树龄主编，上海强学会书局铅印，向社会免费赠阅。此举颇具特色，一改以往办报均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动机。其办报方针也很有新意：专门辑录中国当时的紧急局势和所急需开展的工作，并且翻译一部分外国的新闻，凡是和学术、治国相关的，无论大小，都加以记载。
我谢过了李鸿章，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康有为在上海发来的邀请函。
我拿着邀请函就去找了董浩哥哥，邀请他也去上海，没想到董浩哥哥拒绝了，他说天津是他的家，他的家人都在这里。还叫我放心的去，他会照顾好阿赞的。
我抱起了阿赞，对他说：“姐姐就要去上海了，以后会不会想姐姐？”
没想到阿赞毫不犹豫的说：“会，姐姐对阿赞最好了，总是给我买很多好玩的好吃的东西，我最爱姐姐了。”说完还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姐姐，你去上海了，还会回天津看阿赞吗？”
“当然了，你的姐姐的宝贝，姐姐不爱你爱谁。”
董浩哥哥对我说：“去那边就好好工作，我相信新平吉人自有天相，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我嗯了一声，又亲了亲阿赞，便回到了林府。
林府。
母亲对我说:“我们家对不住你，到那边如果有好的姻缘，就在那边嫁了。”说完拿出了一封休书。
“这是我替我儿子写的，你收着，新平这些年都毫无音信，我不想在耽误你了。”
我推了休书，对她说：“娘，你家待我不薄，我岂能忘恩负义。我相信新平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说完，我便整理了东西。
第二天，在母亲的目送下，我坐上了通往上海的客船，从此天南地北。
到了上海，亲自来迎接我的是康有为。出门之前我就查了关于他的一些资料。
光绪九年(1883年)，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经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给予表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法国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 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九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 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次年，康有为将讲堂移至广州卫边街邝氏祠。
光绪十九年(1893年)，仍讲学于卫边街。同年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康有为已有一百多个学生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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