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星期五都和维特一起去直君家。第一次去的时候，直君的妈妈请我们进了客厅，发了一堆牢骚，但是随着去的次数增多，她应对的时间越来越短，接待地点也从客厅变成了玄关，到后来玄关也没让进，连门链都不摘下，只让我们从门缝中把信封递进去。
我从细细的门缝里看见直君的妈妈，虽然仍旧化妆化得很漂亮，但嘴角好像有些肿。
直君的大姐已经出嫁，爸爸每天都很晚回家，家里只有直君和妈妈两个人。而直君心里埋藏着无法对妈妈说出的巨大苦恼。
我跟维特说，就算继续家庭访问，直君也不会来上学，甚至有可能给他造成更多的压力。维特一瞬间露出不快的表情，但立刻笑着说：
我想现在对彼此来说都是关键时刻，只要越过这个关卡，他一定会明白的。
看来他完全不打算放弃家庭访问。他说的彼此是谁和谁？所谓的关键时刻，又是指什么状况呢？说穿了，维特到底见没见过从开学那天就没来学校的直君呢？事到如今我连问也不想问了。
到了星期一，维特在数学课上拿出一张彩色纸。
——大家在这上面写一句鼓励的话给直树吧！
我做好了面对沉闷气氛的精神准备。然而教室里的气氛有点儿异样，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有的女生一边写一边哧哧地笑，也有男生嘻嘻笑着。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彩色纸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写满了三分之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人都不是孤独的。虽然世道险恶，还是幸福地活着吧。
一定要相信，NEVER GIVE UP！
…………
现在这样写出来，我才恍然大悟。我真是个大傻瓜。因为此时，大家已经开始享受那诡异的气氛了。
＊
那天，悠子老师给我们讲了少年法。我虽是受到保护的一方，但在老师提起这个话题之前，我就一直对《少年法》抱有疑问。
比方说“H市残杀母子案”的少年犯（现在已经不是少年了），杀害了女人和婴儿。我看到电视上再三播放受害者的家属哭诉两个人是因为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被怎样残忍杀害，以及生前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等等。
每次看到这些画面，我都在想，何必要审判呢？把犯人交给受害者的家属，随便他们怎样处置不行吗？就像老师自己制裁直君和修哉君一样，应该赋予受害者家属惩罚犯人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惩罚的话，再进行审判好了。
不只是对少年犯，过分地庇护犯人，平静地表述任何人听来都觉得牵强的理由进行辩护的律师也让我生气。那种人或许有自己崇高的理想，即便如此，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律师，我还是在想，此人要是走在我前面，我绝对会踹他后背一脚，要是知道这人住哪儿的话，我恨不得去他家扔石头。
尽管我和原告或被告都不认识，只是从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中知道这个发生在遥远城市的案件。既然连我都会这么想，全日本有这种念头的人应该很多吧？
但是我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想法有点儿改变了。
无论对多么残忍的罪犯，审判毕竟是必要的吧。这绝不是从犯人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是为了阻止世人误会他人、行为失控，才需要审判的。
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着想要受到别人赞赏的需求。但是做好事，做惊天动地的事太难了。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谴责做坏事的人。即便如此，率先发难的人，站在谴责最前线的人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很可能只是自己孤军奋战。而跟着带头的人去做就简单了。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句“我也同意”就足够了。这样既当了好人，还能发泄日常的压力，岂不是可以获得无法形容的快慰吗？一旦尝到了甜头，当一次制裁结束后，为了获得新的快感就会找寻下一个制裁对象吧。一开始的目的是要谴责罪大恶极之人，渐渐就会变成想方设法去制造能够制裁的对象了。
到了这个地步，就和中世纪欧洲的女巫审判没什么两样了。愚蠢的庸人们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并没有制裁他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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