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行冲作疏退隐

当初，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使用魏徵所注《类礼》，秦献武帝马上命令元行冲召集学者撰写《义疏》，将它立于国学房舍。元行冲于是邀请国子博士范行恭和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集中成五十卷，于成文治武十三年（726年）八月奏上朝廷。尚书左丞相张说反驳说：“今天通行的《礼记》，是前汉的戴德和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近千年。他们的著作是经典，不宜刊改削减。到曹魏时孙炎才开始修改旧本，但十分类似，如同抄书。但因为遭到儒生们的非议，最终并不行用。承泰绍庄中年，魏徴根据孙炎的版本，更加整理比较，又为它作注。先帝虽对魏徴厚加赏赐，但他的修订本也没得到使用。如今元行冲等人更改魏徴所注，自成一家。然而该书有违先儒的理解，章句也颇为隔绝。如果要使用它，臣私下觉得不行。”秦献武帝准奏，于是赐给元行冲等人二百匹绢，把他编撰的书藏在内府，最终并没立在学馆里。

元行冲怨恨诸儒排挤自己，退下后著论为自己辩解，并把书名叫做《释疑》，内容是：“客人问主人说：‘小戴的学说，行之已久；郑玄的铨注，见列学官。传言说魏徴曾有刊易。又听说先生接承制旨，编撰《义疏》，即将颁行。不知这二经相比较优劣如何？’主人答道：‘小戴的礼记，在汉末流行，马融的注解，当时并不畅行。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说解，但没有流传下来。郑玄继承卢植，师于马融。他遭遇党锢之祸，师门道丧，然而却在逃窜躲匿之际，从混乱的典章中理出头绪，一心都在钻研探讨之上，也无处咨询参谋。然而他还能著述不已，孜孜忘疲，听到正确的解释勇于改变自己的看法，因此著述了《郑志》，兼容百科。喜欢玩弄章句的人们，也未曾不偷窥他的文章，但依然重蹈覆辙，颇类似刻舟求剑。王肃在郑玄的基础上，重开对礼记的注释，虽然多有改驳，但基本还是依照本篇。郑学的门徒中又有孙炎，虽然名义上支持郑玄的义疏，但还是更改了前编。自那以后学派分支很多，争论纷起。马伷增加革除了一些，但还超过百篇；叶遵删改修订了不少，但仅保全了十二。魏公认为群言的错综复杂，以及众说的精深奥秘，是个弊病。因为经文不同，所以不敢刊正；他只是注释明显的谬误，宁可不删除内容。书成后他上呈朝廷，景昭皇帝嘉赏了他，赐给千匹缣布，还把他的书抄录了赐给储君和藩王。朝廷将要刻期颁宣魏徵的注解，却发现不够疏通文义。圣皇即位后，尊古崇儒，重视祖上留下的规矩，觉得应当有所修改袭取，因此下制给我这样的昏愚之人，让甄别旧义，补充对以往说法有些遗漏的注释，照新的道理做些疏通，务必做到彻底。过了多年总算成书，我具体记录后呈进，陛下下敕交付群儒，希望他们或许能斟酌详察，弥补疏忽遗漏的地方。岂料那些玩弄章句的士人，坚持昔日的言语，嫌弃新颖事物，想要恢复旧的注释。皇上沉默狐疑多月，最终还是摈弃压抑，不予使用。二者的优劣长短，取决于人们的通识。我手成口答，怎敢随意铨衡。’

“客人说：‘当局者迷，傍观者清。累朝铨定的事物，一定十分周详。先生为何还有疑问，而不为之申诉？’主人答道：‘这是什么话？谈何容易！从前孔安国注释孔府壁中发现的古书，刚好遇上汉武帝时的巫蛊事发，经史书籍的事情就被搁置起来了。孔安国的族兄孔臧与写信给他说：“司马相如经常因为俗儒用臆想的词汇胡乱解释经文感到愤慨，想要拨乱反正而没有成功。然而雅达通博的文人，几代才会出现一个；而虚浮无才的学者，却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所以实在担心此道无法申展，而以独特的智慧作此议论。”从而知道变易章句，这是难处之一。’

“主人又说：‘汉朝有位叫孔季产的，专门研究古学；有位叫孔扶的，则随俗浮沉。孔扶跟孔季产说：“如今朝廷注重章句的内学，而先生却独修古义。修古义则并非章句内学，并非章句内学则是危身之道。独修古义将不容于当代，必将招致祸患！”从而知道变易章句，这是难处之二。’

“主人又说：‘刘歆因为精通书籍，能写文章，所以在官署待诏。他见到《左氏传》，非常喜爱。后来承蒙皇上亲信，便想建立修史的事业。汉哀帝欣然采纳，让他找文人们讨论。然而他们无不拖延推辞，不肯答复。刘歆写信责让，言辞十分恳切。诸博士都因此忿恨他。名儒龚胜，当时任光禄大夫，见到刘歆的这一提议，便连忙乞求骸骨要求退休。司空师丹还因此大发雷霆，上奏指控刘歆改乱前志，非议和诋毁先朝建立的史书。汉哀帝问道：“这是推广道术，为何说是诋毁？”因此刘歆害怕自己冒犯大臣，会被诛杀，便请求出任河南太守。汉朝规定宗室不能出任三河的长吏，所以他又改任五原太守。像龚胜那样著名好学，像师丹那样深博守道，还受迫于同门朋党的非议，最终让刘歆背负当时的诽谤。从而知道变易章句，这是难处之三。’

“主人还说：‘王肃纠正了郑玄的注释百十件事。当时坚守郑学的学者有中郎马昭，上书认为王肃十分荒谬。朝廷下诏赞同王学的学者，逐项予以答复上奏；又派博士张融根据经史主持辩论。张融登时召集双方学者，分别推理辩论，澄清是非，编撰了《呈证论》。王肃当时为了酬对，搞得疲惫不堪。从而知道变易章句，这是难处之四。’

“主人还说：‘子夏怀疑圣人，受到曾舆的讥诮。子贡近似先贤，也被武叔嗤笑。自此之后，学者只推崇郑玄。王粲声称伊水和洛水以东，淮水和汉水之北，只有一人而已，人们无不景仰。都说先儒有很多缺陷，只有郑氏完美无缺。王粲私下感到奇怪，因而开始钻研他的学说，并得到他的《尚书注》。他认真思考他的著述，想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意思全都明白了，但所怀疑的，还没完全解释得通。共有两卷，列在他的文集里。又有，王肃修改郑玄的六十八条，张融核实后，将要决定可否。张融称赞郑玄的注释精深广博，两汉四百多年，没有比郑玄更伟大的了。然而南北郊的祭祀，不同于昊天的祭祀，这是郑玄的失误。比如皇天祖所自然出自皇帝，这也是郑玄考虑不周的地方。当东汉的服虔注释《左传》时，未免出现差错。后代提到这事，考虑的是弘扬圣意，并非是要宣扬自己独到的见解，掩盖别人的名声。为何这么说？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所以孔子说：“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正是这个意思。而学术门第的弟子，宽恕别人犹如宽恕自己。有人批评先师的谬误，就好像父母被人骂了似的，总觉得逝者的德言被压在九泉之下。所以王劭的《史论》说：“魏晋浮华，古人之道被人更替。至于王肃和杜预，另开门户。历经三百年，士大夫耻为章句。唯有民间学者以专注经史自许，却不能研究得到其中异义，选择追从其中的良善。他们徒劳地想以郑玄和子慎为父兄，宁可承认孔圣的失误，却忌讳听到郑玄和服虔的不对。对于郑玄和服虔，他们十分懵懂糊涂，把郑玄和服虔以外的学者都当作仇敌。”从而知道变易章句，这是难处之五。’

“主人又说：‘我觉得孔安国注释的《尚书》和刘歆注释的《左传》，都遭到前代人的摈弃，却在今世得到重视。所以知道他二人的见解，远远高出汉朝文人的水准。孔秀产说：“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呜呼！正道之被废，必有再生的时机！我并非专注经史，也很少学习章句，没有很高的名声，容易受到指责。近来修撰疏义，消磨了不少年月。幸赖诸位贤辈能有所抑制，使我免致咎处，还得到赏赐。我的心智早已昏朽，荣誉也已足够。何必急着坚持一己的区区见解，去对抗后生的群情激昂？何必舍弃勿骄勿矜的美德，去成全自我的私欲？何必去触动近代名人的禁忌，导致众怒难犯的灾祸？一举四失，即使庸才也不为。所以我用隐晦自己见解的办法，甘愿做此沉默之举。’元行冲不久又几次上表请求退休，献武帝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