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121]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宋代,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改进并应用。提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在其他方面也有颇多成就,如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灸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
一切都围绕着大宋的繁荣开始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