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指使别人这样干。这种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举例来说，一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来污染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他还会对说这话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写作为生，对这种概括就不太满意，但话又说回来，喜欢也罢，愤怒也罢，终归是情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还可以说，写作的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影响直至千秋万代——可惜现在我说不出这种影响是怎样的。好在有种东西见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没有人敢于怀疑：知识分子还可以做蛊惑宣传，这可是种厉害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人干了很多坏事，弄得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个德国将军这样为自己的民族辩解：德国人民是无罪的，他们受到蛊惑宣传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总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种办法，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危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指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起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别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罗素、波普这样的大学问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些成分发表过意见，精彩归精彩，还是说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凑巧，我是在一种蛊惑宣传里长大的（我指的是***、***的蛊惑宣传），对它有点感性知识，也许我的意见能补大学问家的不足········这样的感性知识，读者也是有的。我说的对不对，大家可以评判。
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作蛊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编出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这种宣传本身半疯不傻，做这种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子。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撒疯的人从嘴里说出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来，或者像***先生那样，带着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种什么东西盖着脸（对醉汉来说，这种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撒疯。顺便说一句，这种状态和青年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狂狷之态有点分不清楚。虽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但我总觉得那种状态不宜提倡。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道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热分子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种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宽容它。在中国，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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