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拐洞拐，我是洞幺”

“洞幺洞幺，我是洞拐。”

“洞幺听到，洞拐请讲。”

在《士兵突击》《火蓝刀锋》等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我们时常能够听到这种颇具特色的军语数字交流方式。仔细想来，我们在校园军训或者参兵入伍时，一定经历过齐步走训练，那时的教官们大多不会喊“一二一”的训练口令，而是“幺二幺”。很多年轻朋友都曾为此感到困惑，为什么教官要采用这样的读音来表达数字呢？这种读音方式有何讲究？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军语数字的出现

西方《圣经》有一个巴别塔的故事，上帝为了阻止人们成功修造通天的巴别塔，创造了不同的语言，使人们的话语彼此不通，以搅乱统一行动。

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语言各具特色，有的语言学家称现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为七大方言（也有八大方言的说法）。而根据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概况》，其中将我国方言分为十种，包括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徽方言、平话土话。此外，各个方言区又有衍生的次方言。如此多的方言，也像巴别塔的故事一样，致使有的地区相邻村落间也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讲话内容。

军语是部队里的规范用语，也就是军队里的“普通话”。我军参军入伍的士兵们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因此，同一军营里方言混杂的现象非常普遍。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曾自嘲：“这口韶山腔，一辈子也改不了喽！”幸而***、贺龙、***、**、**、***等人也都是湘籍人士，因此，实际与将领相互沟通还较为方便。但在普通兵营里，士兵的实际来源地更加复杂，所操口音也各具特色，这对大家相互沟通有一定影响。诸种方言口音多相去甚远，而有的方言本身就有些发音极易混淆的字词，如在粤语里的1、2、3、4、5、6、7、8、9，大概读成“牙、医、扯、诗、无、漏、洽、巴、沟”，其中粤语的2与普通话的1发音很接近，而5与9易混，1与7的读音也相近，还有一首粤语绕口令称为《1和7》（可尝试用粤语读一下）：

1是1，7是7，17是17。

17倒过来，便是71。

71去掉1，变成1个7。

17去掉7，剩下1个1。

7后加个7，变成77。

77倒过来，仍是77。

数字往往是传递情报中最为关键的信息，方位、坐标、距离参数都离不开数字。试想在与敌人交战的状态下，整个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如果因为误听数字，致使交流情报出现误差或障碍，将7点进攻听成1点进攻，或将前进6公里误听成前进9公里，很可能给整支部队带来毁灭性打击。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曾命令方先觉领导的第十军坚守衡阳7日，然而，命令却被误传成47日，面对拥有重武器装备且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的疯狂进攻，方先觉所率第十军弹尽粮绝，唯有凭借惊人的意志坚守不退，最终谱写了悲壮的英雄战歌。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沟通时还曾因数字口音问题，闹出一次乌龙事件。1950年11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准备向云山发起总攻，操湖南口音的军长吴信泉曾致电负责主攻116师指挥作战，并直接将电话打到负责猛攻的346团，团长李刚已赴师部，由团政委任奇智接听。以下为对话内容：

吴信泉：“喂！346团嘛，你谁？叫你们团长接电话。”

任奇智：“我是任奇智，我们团长去师里了！”

吴信泉：“前边山上敌人似乎有退却征兆，你们要加强观察，要……”（吴信泉过度劳累以致嗓音沙哑，任奇智难以辨别）

任奇智：“你是谁呀？”

吴信泉：“我是61。”（当时军首长都以数字代号保密身份）

任奇智：“什么？你是鲁艺（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校下设文工团）？现在部队马上就要向云山冲锋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跑火线上来干什么……”

吴信泉：“我是军长，叫李刚回来后立刻向我报告”。

这次乌龙事件也被吴信泉军长写进了回忆录中，可见口音确实会影响不同地区的人们沟通，因此规范数字军语也更有必要。

我军数字军语的起源无从可考，然而，据对红军老战士的走访调查发现，至少在红军时期，数字军语已得到广泛运用。我军军语惯于将1、2、3、4、5、6、7、8、9、0读成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可见最易混淆的数字主要在1、2、7、9、0之中，这些数字还有个共同特点——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所造成的后果，即无法发出较大声音，在噪声干扰较为强烈的战场上，通讯兵使用电子通讯设备进行情报交流时，话筒对这些数字的实际增音效果并不明显，可能会使影响信息准确性，因此，这一数字变读更为洪亮清晰，符合实际需要。

此外，在使用幺、两、拐、勾、洞这几个数字的读音时，还需要注意四个事项。首先，军事领域的实际运用过程里，一般不用幺、两、拐、勾、洞组合形成数词，如165师，可以读成“幺六五”师，但不能读成“幺百六十五”师。其次，这些军用数词也不能带量词，如“一碗水端平”不能说成“幺碗水端平”，“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若是说成“勾头牛也拉不回来”则显得不伦不类。再者，幺、两、拐、勾、洞这些军用数词只限于口语之中，不能用在书面语里。最后，军语数字有时可以与常用数字相混用，如曾经的苏27战斗机就曾被很多退役空军称为“苏两拐”。

英语世界的军语字母

在使用英语的国家同样面临口音问题，其直接后果也可能导致无线电通讯传音时出现失真现象。尤其是字母的使用，不同于一般的单词，如英语里的数字单词，其发音、音节、重音皆有不同，无论是基数词的one，two，three，four，five，six，seven，eight，nine，zero，或者序数词的first，second，third，forth，fifth，sixth，seventh，eighth，ninth等，都是可以通过听觉容易区分的，但当说字母时就会不一样，比如我们在考试后对答案时，时常会问老师念出来的是B还是D。而在无线电的音质影响下，不仅B与D发音很相近，P与T、M与N、S与X、I与Y、C与Z等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可见适当规范国际军用字母代号有其必要。因此，英语世界也采用了类似洞、幺、拐之类的字母代号来保证交互信息的准确性。

“国际无线电通话拼写字母”，又称“北约音标字母”，系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军编制，供美军及北约军队在军事和准军事广泛使用而得名，后来被国际军事与准军事组织认可与沿用。相较于UHF/VHF等应用于本地通讯的波段，该字母更被语音模糊、背景嘈杂的远程通讯HF波段使用者推崇。其中对A和D采用了希腊字母读音，即Alpha与Delta，即我们常用说的阿尔法与嘚儿塔。其他的大多数字母则采用当时欧美流行事物的名词或经典姓名予以标记：B的代码是Bravo，其意为喝彩声；C的代码是Charlie，就是我们通常译为查理的人名；E的代码为Echo，其意为回音；F的代码为Foxtrot，其意为狐步舞；G代码为高尔夫球Golf；H代码为旅馆之义的Hotel；I代码为印度India；J代码为Juliet，即莎翁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丽叶，而R的代码则采用Romeo，即罗密欧；K代码为Kilo，即千公制单位的前缀；L代码为Lima，即秘鲁的首都利马；M代码为Mike，即人名麦克；N代码为代表11月的November；O代码为电影小金人的Oscar；P的代码更是Papa，即所谓的叫“爸爸”；Q代码为加拿大的魁北克州Quebec；S代码为Sierra，表示山脉的意思；T代码选为舞蹈Tango；U代码为表示制服的Uniform；V代码为世界级文豪法国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的Victor；W代码为威士忌酒名Whiskey；X代码为x光，即X-ray；Y代码为美国南北战争时称呼北方人的叫法Yankee；Z代码为非洲南部的一个民族Zulu。在电影《白宫陷落》里即将“TJ1-9-3-3-4”用Tango Juliet来表达。

当然，这些国际通用的北约音标字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由于诸种原因发生改变。如在禁酒的伊斯兰国家，W不能使用代码Whiskey，而是被替换成“Washington”或“White”。而在巴基斯坦，因为长期的印巴冲突，致使I的代码不被选为“India”，而是“Indigo”或“Italy”所取代。另外，一些非北约国家也会将北约代码进行调整，将A代码替换为Adam，B代码替换为Baker，D代码替换为David，E代码替换为Edward，F代码替换为Florida等等。

加密的代码暗语

近代以来，无论哪一方都需要有专门的情报人员进行信息传输与接收，这要比洞、幺、拐之类更具隐蔽性，属于加密信息表达，有的依然采用数字的方式，有的则随机应变，这也使得暗语变得更加神秘莫测。

我们在谍战剧中看到的“电台”，即“无线发报机”。使用“电台”，首先要与另一方约定好发报时间并校准频率，使两边频率一致，才可能接收到有效信息。而电报机上还有电键控制触点，通过触点的连接与断开发出信号。此外，就是将信息以代码的形式编辑与记录，而这些代码都需要转化翻译才能有效传达信息。

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发明的摩斯电码，也时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国产谍战剧《对手》中，李唐曾用右手的两根手指在桌上有规律地点击，实际上是在利用摩尔斯电码规避国安监听，隐蔽传递重要信息。摩斯电码其实很简单，只有“点”和“划”两种，“点”的完成只需要0.1秒的操作电键，“划”则需要0.3秒完成，通过二者的不同组合形成编码，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字母和单词也并不相同，区分二者则以短信号的“滴”和长信号的“嗒”为界限。实际发报时，先开始呼号，以一串类似今天验证码的符号作为接头暗语；如果出现发报错误则用“……”予以说明，接着重新发送正确密码；通讯结束时，用“…-·”收尾。由于中文的特殊性，在摩斯电码里属于无理码，用电码表达起来较为困难。因此，汉字大都被编入数字之中，即0001-9999每一个编号对应一个汉字，而使用的密码本不同，则汉字编号排列全然不同，这就使没有密码本的敌人难以破解其通讯信息。

此外，情报暗语的传递也不必拘泥于形式。经典谍战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和翠平将暗语使用得出神入化。在站长太太带翠平去马奎家捉奸时，翠平无意间发现奸夫是洪秘书，所以在麻将桌抓了一张“红中”，借机塞给余则成，使其顺利从洪秘书嘴里套出情报，最后完成了暗杀叛徒袁佩林的任务。最后一集里，余则成被迫跟随站长撤退时，又意外见到翠平，随即摆出开飞机的姿势，使翠平会意“黄雀行动”潜伏名单藏在鸡窝里，从而消除了国民党埋下的间谍隐患。只要双方能够达到会意的程度，那么，任何事物、动作、声音都有可能成为传递情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