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武时候意气风发的乡村孩子，一遇到农活就像瘪了气。乡村的劳动往往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我们总是在自家的稻田收割之后，还要帮同族人家把谷子收进粮仓，这种家长们眼中的互帮互助，在我们短暂的暑假生活中犹如一场灾难。
在王家湾所有的族亲中，王宏生家的早稻不仅量大，而且路远，当然，最令我感到抗拒的还是王宏生那刻板严肃的表情。比起他的堂兄弟王章明王庆生，他似乎丝毫没有一点幽默的细胞和可爱的地方。
起初父亲和我提起王宏生的时候，叫我应该喊他一句大伯，并很郑重地介绍说他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爸爸是堂兄弟，父亲的话可能是想告诉我，待帮他收割水稻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抱怨。父亲刚告诫我应当对王宏生保持敬重的态度，又和我絮叨起王宏生命途多舛的经历来。
原来这王宏生是家中的长子，父母去世后，他承担起了拉扯三个妹妹长大的重任，而后三个妹妹都已嫁人成家，自己唯一的心愿则是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奈何天公不作美，前两胎生的都是女儿。本来那个年代外逃超生也是常有的现象，起初王宏生顾虑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情，对于继续生育有些犹豫不决，后来族人们劝他为了长远考虑破釜沉舟一次，终于是说服了他继续生下去。可当他下定决心之后，老婆却又怎么也怀不上第三胎了。
二十年后，两个女儿都已成年嫁人，大女儿外出务工时认识了广东梅州的小伙，宏生百般不愿还是没拦住女儿远嫁他乡。依照那边的习俗，女方家庭所得的彩礼寥寥无几，所以每当村民们一提起他的大女儿，宏生就满腹牢骚：
“那个狐狸女子，有什么用。” 。
庆幸的是他的二女儿春琴比较听话，二十出头就随父母之命，相亲嫁在了不到十公里的同乡镇另一个村庄。三年的时间生下来两个儿子，宏生这时候灵机一动，说服了亲生女和善良心软的女婿，把更小的儿子过继给他，孝顺的女儿女婿担心父亲老无所依，也就忍痛割爱了一回。
于是四十来岁的宏生就经常牵着四岁的小男孩走在村口的小道上，起初他本来想让孩子叫他大伯或者爷爷，但又想起孩子长大后肯定会问爸妈哪里去了，于是他只好教孩子喊自己这个外公为爸爸，以后也好向他解释说自己是晚来得子。
宏生带着孩子在村口散步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撞见他们，向来严肃的他俨然对我这种小屁孩满不在意。那是入秋的时候，他穿着灰色带扣子的长袖，笔挺而刻板地从我家门口路过，破天荒的第一次主动和我打起了招呼：
“你去和你爸妈说，明天早上来我家吃饭。”。他伸出手臂指向我家的方向，和我说，并且依然是一副长者的架势。
当我兴高采烈地跑进家门，把他的话转告给父母的时候，我才知道宏生第一次和我打招呼，就让我两天愉快的周末戛然而止。
“吃过早饭去帮他割禾。”。母亲说。
第二天我们倾巢而出到达对岸半山腰的宏生家时，我看到王小勇一家也在那儿，王小勇和他的妹妹王英子，以及他们的母亲胡水珍已经坐在了饭桌旁。简单吃过早饭后，我们一群人两个男人三个女人和四个小孩，就踩过松树搭的木桥，朝着小河对岸的稻田而去。
我们小孩子是空着手蹦蹦跳跳出发的，女人们挑着箩筐，同样步履轻盈，两个男人扛着沉重的打谷机缓慢跟在后头。
十月的天空万里无云，我们在过桥的时候已经闻到了稻穗飘来的气息，清早的凉意顺着透过梧桐的晨辉渗到我们身上，定神凝视，仿佛能看到空气中浮动的纤尘。秋色分明的季节我们的分工也如此地明确，女人负责割稻子，男人负责踩打谷机，孩子们就充当稻穗搬运工的角色，把割下的一扎扎的稻穗抱到打谷机身边，交给踩着踏板的男人。
田地里，没有一件活儿是容易的事，割稻的女人必须弯着腰投身于高高的稻草堆里，半湿的泥地溜出青蛇和蛤蟆是常有的事，女人们为了赶进度，被弯弯的割刀划得手指血流如注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踩打谷机的男人必须手脚并用，手臂旋转的角度要让谷子充分被轱辘扫到底仓里。而脚下的功夫除了力度之外，默契的配合也很关键，两个大男人挤在小小的木板上，只有步调一致才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当然，我肯定会觉得我们稻穗搬运工的角色才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凉爽和干练把袖子撸起来的时候，又被稻谷的叶子割得手臂奇痒无比，走到打谷机前，男人们居然还抱怨我们的速度太慢。起初太阳还没爬上高处，我们尚有一些奔跑追赶的劲头，后来清晨的凉意逐渐散去，太阳直射着赤裸裸的稻田，我们几个小孩额头和颈脖上的痱子被晒得蠢蠢欲动，厌烦的情绪令我们在劳作的时候焦躁不安，不仅脸上失去了笑颜，脚步也变得沉缓起来。这时候，当我们拖着百般不情愿的身体把摇摇欲坠的稻穗捧到王宏生手上，他就开始鞭策我们：
“快一点！四个人还搞不赢。”。
宏生恶狠狠的语气像要吃了我们似的，于是我们就如同被挨了鞭子的马匹一样，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只是跑了没两趟，脚步还是不听使唤，又一次泄下了气。
宏生对我们的态度已经由愤怒转为了无可奈何，他摇摇头，对着把稻穗交给他的我们感慨道：
“靠你们这样的速度，这块田一上午都割不完！”。
这时候炎热天气下疲惫不堪的我已经没有了心思顾及旁人的看法，但是我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楞了会儿神才猛然想起事情的蹊跷，于是我转过身义正言辞地反问王宏生：
“那两个女生比我们还慢，你为什么不说他们?就说我和王小勇?”。
我伸出手指向缓缓走来的王英子，在相互比较中似乎找到了理直气壮的底气。
“你们的肉都比她们多一两，不要多做点活?”。宏生的回答让我疑惑不解，我听到不远处的女人们传来咯咯的笑声。
为了化解场面上的尴尬，我试图把焦点转移到王小勇身上，我冲着和我一样抱起稻穗步履沉缓的王小勇大喊：
“王小勇，快点噢，我这边还有三扎了，你那还有七八扎。”。
王小勇回怼了我一句：
“拉倒吧你，那是因为我妈割得快。”。
烈日下辛勤的劳作也会有短暂的休息，当稻田被割空一大片，打谷机就不得不挪动位置，以拉进一些与稻谷的距离。这两三分钟的休整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放松时刻，我们会像脱缰野马一样，跑到谷堆里抽出稻穗杆子，自发地分成两队，躲在谷堆后面开始相互投射。
正尽兴的时候，宏生的叫唤打停了我们的嬉闹：
“别玩了，来推打谷机！”。
我们四个小孩一拥而上，八只小手挤在一米多宽的打谷机后面，两个男人在前面把打谷机拉动起来时，我和王小勇顺势一蹦，把双脚也踏在了木板上，笑嘻嘻地享受着坐雪橇一样的快感。起初王宏生以为机子是被泥土卡住才拉得如此费劲，当他明白过来并气势汹汹地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和王小勇已经撒起脚丫逃跑了，只剩下王宏生拿着一捆稻穗杆子站在原地破口大骂：
“这伙狐狸崽子！”。
更长更过瘾的休整来自于从圩镇开回来的自行车，它的后架上绑了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里头装满了冒着寒气的各种冰棒。骑自行车的是同村的健哥，他那时候只有十三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有了让他们羡慕的胆识和经商头脑。健哥骑着和他年龄身段不符的高大自行车，在稻田间的小路经过的时候，会刻意抬高了嗓门吆喝：
“卖冰棒噢，一角钱一根。”。
健哥的吆喝声飘过稻浪，传到踩打谷机的男人耳里，尽管我们小孩子已经垂涎欲滴，但必须等大人们发号施令。即使严肃如宏生一般的男人，也抵挡不住冰凉的诱惑，在健哥连绵不绝的吆喝声后，他终于松了口，并停下踩打谷机的步伐，当轱辘声逐渐平息下来，他回过头冲着我们说：
“休息一下，吃根冰棒来。”。
我们在听见打谷机的声音渐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吃冰棒的希望，宏生话音刚落，我和王小勇就已经如饥似渴跑到了健哥的自行车前，当两个女生和大人们赶过来时，一角钱的白糖冰棍已经被我们含在了嘴里。宏生一边掏钱，一边继续着他为时已晚的唠叨：
“一人一根哈，不要多拿。”。
我们各自选好喜欢的口味后，就躲在了梧桐树下的阴凉处，尽管那些五颜六色的冰棒除了颜色之外并无味道上的不同，可我们还是很享受地吃了很久。为了吃得久一些，休息的时间长一些，我们通常是用舔的方法，而且不会错过一滴即将落地的冰汁。最后，还要把木棒子吸吮得干干净净，才从树荫下起身开始继续的劳动。
返回田地的路上，我偷偷问王小勇：
“你吃过三毛钱的那种，带红豆的冰棒不?”。
王小勇斜了我一眼，说：
“没吃过，但是见过。”。
就要临近重新开工的时候，王小勇还要在我面前炫耀一下他的见多识广，他稚气的脸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短短的发梢还沾着两粒谷子，吃过冰棍后的嘴唇充满光泽，他伸起袖子抹了一下，说：
“那个算什么，一块钱的那种雪糕，才真的好吃呢。”。
我心里就嘀咕：“你又没吃过，怎么知道好吃?”。
漫长的上午我们最多只有一次吃冰棒的机会，中午回家休息的时候，吃过午饭还有圆滚滚的大西瓜等着我们，那是村里人自己种的麒麟瓜，通常农民自己亲手种的东西，乡下孩子们就会有多到吃不完的福分。但是家长们要求我们必须先吃饭后吃其它。为了能多吃几瓣甘甜的西瓜，我的午餐足够仓促，丢下碗筷后就用西瓜把肚子塞地爆满，有一次我被撑得张开嘴都能感受到瓜汁逆流而出。随后我们去上厕所，不约而同地拉出那一粒粒黑色的西瓜子。
大人们小眯一会后，不到三点钟，下午的劳动就要开始了。下午出发时候的我们一个个像瘪了气的皮球，脚步沉缓神情沮丧，顶着炎炎烈日，在吱吱蝉声的簇拥下我抬头看了一眼前方的田野，中间一大片金黄的稻穗被四周碧绿的山坡围了起来，那条绕着田沿流淌的小溪被高高的稻子挡得严严实实。太阳照在稻穗尖上，隐隐约约能看到升起来的淡黄色的暑气，放眼望去，偌大的田野行人稀疏。
“我们怎么要这么早?人家割禾的都还没来。”。
我的牢骚引起了所有孩子的同感，他们和我一样百般不愿。可是宏生显然对我的提议和抱怨无动于衷，于是我只好换了一个更切实际的问题：
“宏生大伯的田什么时候可以割完?”。
“还早，他有十多担谷田，明天还要来。”。王小勇的母亲对我说。
“他兄弟不去种的田都是他在种，我们王家湾整个小组可能就他最吃苦。”。父亲补充道。
我哦了一声，同时看到家长们脸色透露出既敬佩又无语的表情，我又问父亲：
“种那么多田，应该能赚好多钱吧。”。
父亲回答：
“搞不到什么钱，粮价那么低，也就够了自己吃，另外赚点买荤买肉的开销。”。
……
“快点噢，没剩多少！”，“加油，马上下班了！”。
在家长们一句句的鼓励下我们终于捱过了漫长的下午，一大块稻田已经变成了光秃秃的模样，这时候割稻的女人们终于伸起了腰，如释重负般取出袖套，把刀子放回到打谷机的后仓里，走动的时候顺便拾起孩子们散落一地的稻穗。两个男人坐在田埂上，开始抽起烟来，而我们四个孩子则一齐向稻田尽头的小河跑去，河边不远处，我看到了同样精疲力尽后前来玩水的吴亮和王先来。在布满石头的浅滩，我和王小勇把上衣脱下，利索地丢在草丛之中，开始把清水泼在脸上，浇在肋骨清晰的胸脯上。女孩们显然拘谨地多，她们把凉鞋解下，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沙滩里，然后把两只脚丫放在水中清洗，不时弯下腰用小手搓了搓沾满泥土的小腿。
等我们从河中返回稻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西边大半个天空是红彤彤的颜色，东边回家的方向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房屋在高山的庇荫下若隐若现。我们劳作的那块稻田就在这一灰一红两个世界的中间，我看到女人们已经把谷子倒进了箩筐，挑起满满的一担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扁担被沉甸甸的粮食压得有些弯曲，走起路来的时候发出吱呀吱呀欢快的声音。
我们是跟在抬打谷机的男人后面往家里走的，结实的王宏生走在前面，父亲走在后面，他们都一言不发，两个健壮的身躯和打谷机似乎连成了一个整体，在背对夕阳余晖的方向，只给我们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把稻谷收割完运回家后还有晾晒的事情要做，家家户户门口的水泥坪就是为晒谷准备的，一粒粒沾满湿气的稻谷被平铺为薄薄的一层，任阳光把它们蒸腾成干脆的形态。我们会用上一种类似于猪八戒的耙子一样的农具，把谷子尽量铺得均匀些，拿起耙子左推右晃还有一些习武的乐趣，可是当天空飘起乌云的时候，全家人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家长们大喊：
“要落雨噢，快点来收谷！”。
于是我们又一次拿起靶子，把铺好的稻谷推成一个个个小山堆，大人们跟在后面，用扫帚清理木耙遗留下的更薄那一层谷子，一直到地面上颗粒无漏。然后，我们小孩子开始手忙脚乱地用铁斗把晒了一天的稻谷，舀进一个个箩筐里。蹲在地上用双手把金黄的稻谷往斗里掏满的时候，谷子的碎屑和灰尘猝不及防地扑在我们脸上，那种痒痒躁躁又呛人的感觉，让我忍不住感叹：
“种田真累啊，割完禾又要晒谷。”。
父亲拖着长长的语气对我说：“哪里止这些，还有耕田、莳田、锄草、喷农药。”。
“饭好吃，功夫不好做！”。
还好基本上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总能赶在雨滴落下之前把晒谷坪清理得干干净净。
宏生那十几担的谷子收完之后，没想到这一年竟是他最后一次种田。来年入了春，他们一家就去了县城租房子住，他的二女儿春琴也许为了不让父母如此辛苦，也许是为了让自己过继出去的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通过他老公的关系，在县城为宏生谋到了一份门卫的工作。
春琴的老公张浩是县城最大的商场国光超市的营销经理，中秋节的时候，县林业局分管采购的葛局长来到超市，对接给局里员工办购物卡的事情，最后在张浩手上办了59张面额三百的福利卡。见到是单位的领导，张浩自然很热情，闲聊之余，就顺便打听了一下林业局是否有自己老丈人适合干的工作。葛局长说：
“有倒是有，局里想招一个门卫，就是不知道你丈人做不做的了。局里的意思是，优先考虑招退役军人。”。
张浩笑着回答：“这个葛局长您放心，我丈人身体好的很，在农村能种十多担田。”。
“有时间来单位面试一下吧。”。葛局长捋了捋衬衫的衣领要走，张浩把他送到门口，说：
“领导慢走，卡制好了我通知您来拿。”。
第二天，葛局长接到张浩的电话如期来了商场的办公室，正是刚刚下班的时候，公司的同事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在简易而不失去雅致的经理办公室，张浩轻掩上房门，从抽屉里掏出两叠购物卡，递给葛局长说：
“局长，上面这叠是单位的，刚好59张，您数一下。下面这五张是给您的，一点小心意。”。
葛局长并不感到惊讶，轻描淡写说了句谢谢后，把两叠卡分别塞进左右两边的裤袋里，就开车回去了。
于是王宏生就开始在林业局做门卫了，一个月两千三百块钱工资，中午有一餐饭吃。宏生的老婆负责日常家务，以及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也会带一些手工的活回家里做。就此，宏生告别祖祖辈辈耕种了几十年的稻田，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到了春节，外出务工和迁居城里的族人都会回乡一趟，或走亲访友，或敬神祭祖，宏生也不例外。父亲和我在给院子的大门贴春联的时候，宏生牵着他的小孩从路边走过，他的小孩已经长到腰间高了。父亲问他：
“宏生，你那十多担谷田今年不种了吗?现在每年还有百把块钱补助。”。在桃花开放春草萌芽的季节，宏生的稻田和不少村民的一样，已经杂草丛生了。
“不种了，没意思。搞不到什么钱，粮价那么低。”。宏生说。在城里生活后，他的穿着打扮整洁了不少，可是说起话来还是一本正经地严肃，就和当年指挥我们劳动时候的口气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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