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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笔者语言(笔语)

小说写作素材——鉳水倾国

第二节 笔者语言(笔语)

  这种语言模式脱胎于中国的笔记小品,而在当代汪曾祺、孙犁等人的致力下,已成为有相当追随者、模仿者的一股语言热波。这类语言的特色是:淡泊含蓄、朴质无华,表面极少有意为之的文学痕迹,写来从容不迫又点到为止,含无限画外音与艺术空白令读者玩味。故所写出的精致篇章,常有种超脱、儒雅之气。

  且看孙犁《芸斋小说》的《幻觉》:人乍从一种非常的逆境险途走过来,他会有一种莫其妙的兴奋状态,或者说一种毫没来由的劲头。我忽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世界大放光明。于是我吟诗作赋,日成数首,吟诵不已,就是说新病并未痊愈,旧病又复发了。

  恢复了原来工资,饭食也好了吃得也多了。身上的肉,渐渐也复原状了。于是又有了生人的欲望,感到单身一人的苦闷。夜晚失眠,胡思乱想,迷迷糊糊,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对我深情含笑地说:"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我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我价值几何?"我有些开玩笑地问。

  "你有多少稿费?"……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抚摩着我的头顶说。

  "不过,我风尘下士,只有这么一间小房子,又堆着这些书籍杂物,你能在这里容身么?不太屈尊吗?"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不久你可以搬回你原来住的大房子。"这样,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

  我有很多小说,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位都喜欢看小说,于是这屋里的小说,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贴,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贴又不见了。

  正当我得到"贤内助"之时,政治形势也有好转……不久,我们搬回了原来住的大房子。我又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仙人的未卜先知。她手脚大方,交游很广,从此,我们家里,人来人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热闹非常。

  过了一年多,我正庆幸家庭中兴有望,政治形势又大变……政工组的人来得勤了,客人稀少了,同院人态度又变了。仙人的神态,也有些异样,她到学习班去了。……最后一次回家,她说:"消息不好,你准备一下吧,恐怕还要抄老干部的家!这是政治,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你善自为之吧!"确实,这些日子,户口警到我家察看的次数也多了。

  从此,她竟杳如黄鹤。我也从梦中醒来了。

  孙犁一生坎坷、感慨良多。然而提笔为文却有意淡泊静恬。而让读者去体味这淡、静中蕴含的并不淡、静的内容。这篇小说,便代表了他一系列笔记小说的语言风格。

  相对而言,汪曾祺经历起伏不大,因而他的小说语言与孙犁的语言在表面相象中又有不同处:他是从内到外都浸润着一种散淡、超然的气韵。他主张写小说要摒除浮躁的火气,写回忆中积淀下来的东西;他把小说写得"近似随笔。"他的兴趣在于笔墨的简洁。他在一九八六年写过一篇《关于小说语言》的论文,纵论小说语言而且常常论及自己的小说语言。他写过关于何立伟小说的评论,写过林斤澜小说的评论,在这后一篇文章中,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文字游戏"对小说家说来不应是贬辞。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意体现这些主张(小说是回忆,是随笔,是写语言),如他的《陈小手》、《钓鱼的医生》、《岁寒三友》、《打鱼的》、《榆树》、《钓人的孩子》、《鸡毛》以及受人称赏的《大淖纪事》、《受戒》等篇章。且看他《桥边小说》中《詹大胖子》中的叙述语言。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

  詹大胖子摇坏了很多铃铛。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梧桐树又一年一年第高了。钟也随着高了。

  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秋天,詹胖子扫梧桐叶。学校有几棵梧桐。刮了大风,刮得一地的梧桐叶。梧桐叶子干了。踩在上面沙沙地响。詹胖子用一把大竹扫帚,把枯叶子堆在一起。烧掉。黑的烟,红的火。

  ……詹胖子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得很平静。……放寒假,学校里没有人。下了几场雪,整个学校都是白的。暑假里,学生有时还到学校里玩玩。学校里到处长了很高的草。……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上镇上教书去了。

  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詹大胖子也死了。

  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

  这段语言很能代表汪曾祺的风格:疏散淡泊,果然有一种摒除烟火气的超脱感。很明显有从我国古代笔记诸如《世说新语》、《梦溪笔谈》以及明清小品中脱胎出来的痕迹。

  应该说,在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这种笔记体语言确给人一种清新独到又返朴归真的艺术美感。它们之所以能特树一帜并有相当的成绩,就在于此。

  然而它也有着自身的缺欠:过于追求古朴、淡泊、疏散、自如,若作一短篇供人清玩。确可赏心悦目。但若用这类语言写长篇,表现丰富复杂、变动激荡的大场面、大世界,就有力不从心之感了。纵写出来,也极易使作品通篇气氛过于沉闷浅谈。

  语言极调必须与小说内容相契合,不可为语言而语言。孙、江两位以擅长之文字,专攻精致短篇,而不特制巨作,是明智的。另外,即使在短篇叙述中笔记体语言也不宜全凭已心、任意挥洒,还该有必要的节制。在这方面,孙犁是清醒的。而汪曾祺在有些篇章中把小说完全向笔记靠拢,并特意追求一种"语言游戏"的行文情致,便多少显出"特意的超脱、自然",反为所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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