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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成果显著

步步惊心之江山为重

富察氏离开之后,胤禛告诉若曦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胤禛(雍正帝)我接到你阿玛的致仕折子,说是年老体衰,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上折子请求朕允许他致仕(退休)。

若曦听了这话愣了一下,随即说道

马尔泰若曦阿玛年岁也大了,早点退下来颐养天年也好。

胤禛点头继续说道

胤禛(雍正帝)朕还接到鄂尔泰的折子,说你阿玛在这次。平定西南土司叛乱过程中,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我本来准备趁机提拔一下他,谁知道接到了他致仕的折子。

前文说过雍正三年鄂尔泰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

就在此时,朝廷发生了关于“改土归流”的争议。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的事务。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雍正帝在这时候任用鄂尔泰为云贵总督,目的就是让他去解决土司之患。鄂尔泰所部军队刚刚扎营,便遭土司甲兵骚扰,营房亦被焚烧。经过调查研究,他感到发兵出击,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若从长远计议,必须彻底根除土司统治制度,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方针大计。他在奏折中阐述“改土归流”的原则;

鄂尔泰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对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抚并用,顽抗到底者坚决剿灭;只要悔改,对抗过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宽免。重点策略是促土司投献,投献者给以安抚,表现好的可任其政府的流官,尽量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土归流”的阻力。

鄂尔泰的奏疏使雍正对实行“改土归流”下定了决心。

到了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获得云贵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鄂尔泰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土司负隅顽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长寨土司被摧毁,鄂尔泰奏准派流官治理,在此设长寨厅(即今长顺县)。这是鄂尔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胜利开端。

长寨事定,雍正帝在批复派遣长寨厅的第一个流官的同时,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因为这三省改流的任务最重,由鄂尔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点及三省土司情况,进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计划。

他对土司用兵,政策性极强,轻重缓急,把握得当。长寨地区改土之时,各处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土司皆挟众反抗。鄂尔泰命总兵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1398寨,广顺、定番、镇宁等680余寨,战果辉煌。

不久,清廷将原隶属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划归云南。

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领兵摧毁了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锺、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的势力,改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今云南昭通)、镇雄州。

云贵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改土归流的巨大声势,很快冲击到广西地区。 [

雍正五年,清廷以威慑力量革去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的职务,在其属南盘江以北地区设置永丰州(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划归贵州统辖。

泗城土司政权的崩溃,震撼了桂西其他大小土司,土司们纷纷向清廷交出印信和兵器,“广西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后缴敕印、纳军器二万余”,广西西部的改土归流因而很快取得成效,

雍正六年,又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

张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等地驯服各个苗族部落,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剿抚并用,之后被授为巡抚。

当时各个苗族村寨中,就属清平丹江的苗人最剽悍,张广泗派遣军队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以及鸡沟等寨。属镇远管辖的上九股诸寨与丹江的苗人村寨接壤,也紧接着一个个被降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的诸个苗寨全部被平定。清政府在这些地区先后设厅,置同知,理民事。

同时,清廷又于雍正七年在广西右江上游增置百色一厅,设理苗同知;又于雍正十年将康熙年间因土司绝嗣而由通判代管的镇安土府升为流府,辖治附近各土目势力,从而进一步强化西部地区的政治建置。

从雍正五年至雍正十一年,广西境内先后有泗城土府岑氏、东兰土州韦氏、归顺土州岑氏、下龙长官司赵氏、恩城土州赵氏等,或被革除土职后遣送外地安置,或被降为佐贰后留居当地。

至此,广西一省便在府级政权层次上全部流官化,并在州县级层次上大体完成改土归流。

而与云贵广西接界的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土司,势力有限,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

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的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

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壮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解放,也使大量汉人移民西南地区,大大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云南省明末清初时,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滇池、洱海一线的腹里地带及其附近少数坝区,而在周围面积广大的边远地区只有“向未编丁”的数量甚少的“夷户”而已。

广西、云南的人口数量,据清朝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康熙五十二年分别为:桂省206104丁,约合人口总数100余万;滇省185865丁,约合人口总数90余万。

康熙末年的西南地区人口数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经过乾隆、嘉庆近百年间不断有大批移民涌入,在嘉庆二十五年,广西、云南的人口总数又有显著增加,是年广西人口742万余、云南人口449万余。

从康熙末年到嘉庆末年的百年间,广西人口总数由100余万增加到700余万,云南由90余万人口增至400余万,即分别增长为原来的7倍和5倍。

原来开发水平极低或较低的边远山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大量移民涌入。例如,地处滇西北的丽江府,康熙末年仅有编户人口1.15万人,但嘉庆末年已达31.74万人,激增29倍之多。又如广西中部的柳州府,康熙末年时,仅有人口5.7万人,嘉庆末年时,人口已达94万人,增长16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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