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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招惹我(12)

寻情史

孙中山与***:革命伴侣

志同道合最容易成伴侣,孙中山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得到了不少挚友的支持,***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1913年八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派在国内失去了立足之地,大多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耀如一家更是举家迁避扶桑。从美国读书归来的***到日本与家人会面,终于见到了她所敬仰的孙中山,并开始接替父亲和姐姐的工作,于1914年9月起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是在患难中生长出来的爱情:革命失败,心灵的创伤和流亡海外生活的孤寂,孙中山赌阶段***的帮助和抚慰中得到了补偿;而***追承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琶了满足,并发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这遭到***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坚决反对:他们的年龄相差28岁!1915年10月,在得知孙中山已与前妻离婚的消息后,22岁的***冲破父母的“软禁”,赴东京与孙中山成婚。他们的情深谊笃,令人感动:1922年6月16日,广州发生陈炯明兵变,在危难之际***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孙中山:“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而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特别嘱咐儿子、女婿要“善待孙夫人”,听到何香凝保证尽力爱护***之后才放心。短短10年聚首,胜过人间无数。此后,***孀居终生。

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虽有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但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似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牺牲”。是许广平对他的敬仰、理解乃至热爱打开了封冻已久的心田。从1925年3月11日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又有“小鬼”、“害马”之称的许广平。而在1925年10月许广平所写的《风子是我的爱》中,有这样的爱的宣言:“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终于逃出来了。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鲁迅于1934年12月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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