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孙冉，是我。孙国辉，是我爸。刘淑琴是我妈。1987年2月4日，立春，我出生在渭凌市渭轴区的一个普通家庭。渭凌市是一个三线工业小城市，主要以轴承产业为主，全市大小轴承厂有上千家，从我家往北走1站路就是全国最大的轴承厂“渭轴轴承厂”。孙国辉就在渭轴轴承厂的某个车间当电工班长，而刘淑琴则在东边相对远一些的第二机床厂做会计主管。
刘淑琴 1.65个身高，一头到后背的乌黑长发，鹅蛋脸，很漂亮，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我都是这么认为的。她很会打扮，俗称会“浪”。她总和同事，或和朋友不断的买衣服，逛街，买衣服，逛街。她喜欢穿裙子，也有很多的高跟鞋。小的时候我总是挑出一双穿着玩，颜色是随机的，看我的心情。有时白色，有时红色，有时紫色，有时黑色。我踩在上面，像踩在两只船上，可它们太大了，我总是控制不好它们，每走几步不是掉了一只，就是扭到脚，但我还是喜欢踩着它们，一点一点的趟着走。
刘淑琴喜欢跳舞，尤其是刚买了新的裙子。她几乎每周的周六和周日都会和好友去舞场跳舞，而孙国辉从来不管，随便跳，也没时间管，因为他在忙别的，不是忙工作，而是“砌长城”，也就是打麻将，刘淑琴总用砌长城去形容孙国辉在忙的“正事”。
孙国辉，1.85的身高，有些黑，下嘴唇很厚，驼背，总之是很难看。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总是问刘淑琴，为什么跟他结婚。得到的也总是一个答案：“当初眼睛进沙子了呗！”
有一次孙国辉在厨房做菜刚好听到了，赶紧探出脑袋朝我和刘淑琴说：“呵呵，不知道是谁，假装扭到脚，还埋怨路怎么这么滑。”
“那天本来路就是滑！”刘淑琴微红着脸赶紧解释着。而孙国辉则在厨房，笑的很大声。
后来我单独也问过孙国辉。他抽了口烟说，刘淑琴追的他。然后慢慢吐出一个个蓝色的烟圈。我说他是吹牛，你长那个样子，算了吧。
他说他工作好，20多岁就是电工班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很吃香，那时候不是跟某法院院长的女儿，就是市里某领导的女儿谈恋爱，刘淑琴是最“低”的了。（姥爷那时候是市里某看守所的所长。）我不知道他说的真假，我半信半疑。不过看他吸烟的姿势倒是很自信。他翘着二郎腿，食指和中指轻轻的夹着过滤嘴，半眯着眼，看着蓝色的烟雾一根柱的往棚顶窜。
2
从小他们俩对于我的教育比较特殊，是“回合制”的，就是一个一个轮着来。先是孙国辉。
孙国辉从不督促我读书学习，一切看我的造化，更多的是让我自由发挥，他负责提供条件。不过没几年他就绝望了，便轮到了刘淑琴。
刘淑琴目睹了孙国辉的失败，她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唠叨我的学习，唠叨我的生活，真的是操碎了心。可我根本不听，每次都是左耳进，转过头，右耳就往外冒。每当这时候刘淑琴是真想拿起擀面杖把我做成“棒子顿肉”。可她不舍得，她明白打我就是在打她自己一样，也许更疼。最后就只能实在气的不行的时候掐我几下。她是不会掐人还是故意揪一大块肉掐，我不知道，反正没那么疼。看我没什么反应，她就会大声的喊孙国辉来。孙国辉一般不会来，他那时已经放弃了，就算来了也只是在原地说一句“打有用吗，养了个彪子。”然后继续忙他的事。当然了刘淑琴知道孙国辉来了也不会揍我，喊他来只是象征性的，习惯性的，她解决不了了，她的气没地方撒了。刘淑琴手掐着腰,喘着粗气嘟囔一句：“还不都是你惯的。”然后找各种理由跟孙国辉吵。
虽然孙国辉也从不打我，更不掐我，但他这种消极的说我，对我却是精神上的折磨，以至于到后来我会想，我真的是个彪子吗？可是听刘淑琴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孙国辉那一“回合”的时候，他对于我这么个“彪子 ”期望还是相当高的。
1岁生日的时候摄影师让我抓东西，当时桌子上有秤砣、笔、钱、算盘、还有公章。听刘淑琴说当时把我放到桌上，我看都没看直接就抓了笔，而且不松手，拿都拿不下来。孙国辉开心的不行，逢人就说他的儿子以后肯定有学问，说不定还是科学家呢。从那以后家里的钟表，录音机，甚至是刚买的录放机 ，只要我伸手要，他就双手送到我的面前，开心的看着我拆，然后装不上。
刘淑琴也试着阻止过他的这种“迷信”行为，可并不管用。在我4岁生日的时候，孙国辉托在日本出差的同事带了一台任天堂的红白机（FC游戏机），每天都和我玩“魂斗罗”和“马里奥”，既培养父子感情，又锻炼我的智力。孙国辉是这么想的，但他明显是想错了。
之后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沉醉于那些会动的“蘑菇”和“战火”中，在幼儿园每次的成绩也都是零分。很难想象孙国辉看着这些画着红色“0”分的成绩单是什么心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那时候还没放弃我，偶尔还是跟我一起打游戏的。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把他心里仅存的希望捏灭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午后，我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玩耍的时候，我点燃了我家前面住宅楼一楼窗前的小仓房。原因是小伙伴们说我不敢点，真是小看我了。我只记得火很大，大家全跑了，我哭了，孙国辉被带到了公安局，最终赔了不少钱才得以脱身。当孙国辉在公安局挨别人骂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家玩“马里奥。”刘淑琴洗完衣服走进卧室，看见聚精会神玩游戏的我。
“你爸都抓进公安局了，你还有心思玩啊！”
“爸爸为什么被抓啦！”我盯着屏幕继续玩。
刘淑琴站在那，叹了口气，转身出去凉衣服了。
我估计后来刘淑琴把这事告诉孙国辉了，要不从那以后他怎么再也没有和我打过一次游戏呢。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承认伤了父母的心，一次又一次，一次再一次。6岁的时候又一次玩火，但这次不是烧别人家，是烧了自己的大母脚趾。
那是个寒冷的傍晚。我站在离家不远的某一个被火烧过的花坛边，盯着脚上土黄色的棉鞋上大母脚趾的位置。那里有一个黄豆大小的洞，正冒着灰色的烟，正一点点，一点点的变成葡萄大小，而且开始逐渐的疼起来。我吓坏了，我以为脚趾烧没了，因为似乎闻到了烤羊肉串的味道。我赶紧边哭边往家跑。我在走廊里“啊~啊！”的大哭着捶着门，我吓坏了。幸好孙国辉在家，开门赶紧把那冒烟的鞋脱了，要不我的脚趾都烧没了可能也不知道把它脱了。
还有9岁偷刘淑琴的10+10+5+10+5+5+50…的钱玩街机，被抓到。刘淑琴边揪着我耳朵边站在电视机前看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开幕式。12岁时把孙国辉酒柜的两瓶很漂亮的酒拿了出来，跑到外面浇了蚂蚁洞。看着红色和绿色的液体涌进洞里，我觉得不过瘾，因为没冒出来。我又返回去准备再拿两瓶，结果被正下班回来的孙国辉抓个正着。结果他还是没打我，只是迅速的把酒柜里剩下的酒都喝了，酒柜也改成了置物柜。14岁的时候放学后在游戏厅玩街机又被抓到。这次是孙国辉，他的处理方式总是那么的“变态”，他没有打断我玩游戏，而是悄悄的拿走了我的书包，后来还是游戏厅老板告诉的我：“喂，你书包被你爸拿走了。”
我看着旁边空空的椅子，我觉得无比的丢脸。这是对我的羞辱，我是真不想回去让他无情的嘲笑，可我又能去哪。
回到家，孙国辉正在沙发上抽着烟。
“回来啦。”
我低着头不说话。
“咦，书包呢？”他吐了口烟又弹了下烟灰，好奇的朝我问道。
跟我想的一样，而我只能沉默。最后他望着屋顶的白炽灯重重的说：“养了个彪子啊！”我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说我彪子。
没错，用他的话说，我是彪子，我只知道玩，从出生到现在，别人学习，我在玩，别人工作，我在玩，别人玩时，我在玩，我能玩一辈子吗？说实话，我希望我能玩一辈子，我觉得那也是本事。可是我能吗？我不知道，我只有试试，反正孙国辉从不动我一根汗毛，顶多也就是多听他唠叨几句“养了个彪子”。
其实我觉得孙国辉是聪明的，他懂得放弃。刘淑琴就不一样，她太执着，也可以说她太爱我了。
刘淑琴几乎天天挂在嘴边唠叨着：“你赶紧学吧。你想玩到什么时候。这都几点了，怎么还玩。赶紧把这个课文背会了，背会了再玩。”当然我是一句也不会听的。然后每次开家长会，刘淑琴都毫无例外的被留下。她每次都气坏了，回来就把火都洒到我和孙国辉身上。孙国辉劝过她，说就算嘴皮子磨漏了那天我也还是这个样子。可刘淑琴做不到像孙国辉那样放弃我，她每次都说再也不管了，可每次都没过一天她就又一如既往的做着无畏的牺牲和一如既往的溺爱。
刘淑琴爱吃海鲜，我也爱吃，每周肯定吃一次。每次吃的时候，刘淑琴都会小心的剥掉带壳的海鲜，再一块一块把肉送到我嘴里，鱼的话，就把刺一根一根的挑出来。可即便是这样的无微不至，我还是几乎每天都在气她。
“我不爱喝牛奶，方便面里不许放西红柿，这个菜里不许放胡萝卜。”我挑食很严重，如果还是放了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便一点也不吃，她就得重新给我做。就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我的个子也长到了1米86了，刘淑琴也在那一年检查出了“红斑狼疮结缔组织病”。这是一种治愈不了的疾病，只能控制，它会在你脆弱的地方发病。刘淑琴的发病点在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纤维化，直到彻底不工作。当时我知道她得病了，只是还不知道这么重。我不去想知道了我会怎样，难道我会好好学习？还是会听她的话？所以还是不想的好。
3
中考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考上，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也早就研究好了，要么送我去当兵，要么找个职业学校学个一技之长。但具体去哪还没定，那个时候孙国辉又在家附近买了一处4楼的房子，这几天正忙着往那搬家。我很奇怪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孙国辉嫌一楼太潮湿，对刘淑琴的病不好，所以就买了个楼层高点的.
搬完家刘淑琴问我要不要去当兵，姥爷以前就是部队的，他可以帮我安排。我说不去，我怕。原因是我看电视里那些子弟兵们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又是拼刺刀又是过肩摔的，然后再负重跑山路跑个上百里。我不知道“百里”到底有多远，我想那一定很远，而且前面那几样就已经把我吓坏了。我看了看我犹如干柴的身体，直摇头。孙国辉也说“你看他那个熊样，还当兵，那个苦他能受了？去了没到一天就得被撵回来。不撵回来就是逃兵，还得枪毙，趁早算了吧。”刘淑琴想了想她也不舍得我去，就说那让我去大连市读中专。（大连市是2线城市，在渭凌市南边，大约80多公里，车程1个多小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大连市读书，工作。）我想了想，我也害怕，得住校。想到跟一些不认识的人一个房间，我就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具体说，又说不好。可能是怕他们揍我吧，或者是让我给他们端洗脚水什么的。“不去。”我看着他俩小声的说。孙国辉眼睛突然从黄变红“你要是小鸡小鸭早掐死你了。”刘淑琴没说话，眼睛是绿色的。
最后过了几日，孙国辉不知道在哪听说家附近的渭轴技校既便宜毕业后还分配到渭轴集团工作，就果断的把我送到那了。告诉我这个如果还不去，就出去捡破烂吧。
4
渭凌市渭轴技工学校。我们后来称之为“渭凌市青少年托儿所”。下楼穿过家楼下的小花园，走到十字型主路，再往西穿过马路，便是很宽很长的山坡直通学校。
学校建在两座山的半山腰上。南边的山就叫它南山吧，北边那个比较有名，都管它叫凉亭山，山上有3个铁和石头建成的凉亭，应该是六十年代建的，从我记事开始所有人就都这么叫它。
学校的教学楼靠凉亭山而建，楼下种了一排梧桐树，前面是黄土大操场和一对没网的球门，周围是单杠双杠这些基本健身器具。教学楼的正对面是看台，看台是靠南山而建，没有棚顶，走到最后一排，一个“跨栏”就可以翻过去到南山的半山腰。
2002年的9月1日，我很清晰的记得我留着“锅盖头”，穿着刚买的蓝色长袖T恤，白色休闲裤和旅游鞋，迈进了渭轴技校的校门。
2002年的9月1日，我很清晰的记得我第一次迈进教室时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互相拥抱着，互相拍打着彼此的肩膀。我们个子差不多高，都是185厘米上下。我们体重也差不多重，都是65公斤左右。我们当天就被捏在了一起，我们整天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走，吃东西一起吃，打架也一起打。后来她也加入了我们，我们整天粘在一起，我们成了彼此的影子。上学手拉着手，放学手拉着手，吃东西手拉着手，打架也手拉着手。我们穿着同一条裤子，划着同一条船，是啊，我们很快乐。我们喝同一瓶水，睡同一张床，是啊，我们很幸福。
王宏坤，两个小眼睛细又短，像按住键盘上的shift加——，打在眼窝的位置，头发每天都用发蜡打的亮闪闪的。他是我们的大哥，组织能力强，在他的口中你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住在我家斜对面，2楼。
张亮，从小跟我一起玩到大，一肚子坏水，馊主意全他出的，你要问他没钱了怎么办，他能让你去“抬”邻居的摩托车卖，你要是抬不动他帮你抬，当你发现四个人才抬了10多米就抬不动的时候，你便知道这主意有多烂。他的眼睛像玻璃弹珠，皮肤跟碳一样黑，嘴唇厚厚的，还发点紫，真的就像两个糊了的烤肠粘在嘴上，而且嘴里还有两颗兔子牙，不笑的时候还好，只要一笑，两颗兔子牙就会露出一点。他家住在十字型主路的道边，一楼。
小白，原名赵克明，他是我们这里最白的，所以我们都叫他小白。由于我们整天都这么叫他，乃至一直到他结婚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小白眼睛是绿豆眼，嘴唇比张亮还厚，张亮的像烤肠的话，那么他的就像是血肠。小白老实，听话，且一根筋，你要跟他说，站旗杆底下让太阳晒一小时能变帅，他绝对会把旗杆站歪了都不挪地方。小白和我还有王宏坤初中都是一个班的。他家住在我家对面楼，我住4楼，他住5楼。我经常早上起来站在窗边，边穿裤子边看他在阳台吃饭。
徐一楠，这几个哥们里唯一的女性。开学的1个月后正式的加入了我们。她170的身高，杏眼，不胖也不瘦，长的并不漂亮，但性格豪爽，从不计较，我们的提款机，班级里的大姐大，还是王宏坤的女友，我们都叫她老徐。她家住6楼，顶楼，在王宏坤家斜对面。
我们所在的班级在三楼朝北的“303”数控一班。我们这一届共8个班，6个数控班303-309,1个钳工班301，还有1个电工班302。除301和302还在3楼外，其它六个数控班都在技校的第二年从3楼搬到4楼，顶楼。由于教学楼的中间是楼梯，4楼的6个数控班分成东边三个班403-405和西边三个班，406-408.班级也从原来的303变成了403数控一班，在最东头，朝南，也就是朝操场那边。旁边是404数控二班，对面是405，数控三班。
这两年里我们几个人整天的追逐于欢声笑语中。这让我的每一天都过的很充实，每一天都过的很精彩，每一天都还是晴空万里。可是，就在眼看要毕业的时候，蔚蓝的天空上，飘来了第一朵云，然后是第二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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