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名臣辈出正统以后明朝最大问题就是知异域懂边事的名臣寥寥，文官少有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但朱祐樘朝却相反，名臣辈出其中谢朝宣、李韶、陈金、沐昆等人皆是有明一代最具远见的边臣能吏。[18]轻徭薄赋朱祐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19]。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兴修水利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20]。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明朝公元1580年前疆域图力求节俭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经济成就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弘治中兴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9]。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9]，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军事维护统一朱祐樘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国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488年，朱祐樘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21]，“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22]。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23]，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1497年，明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22]。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朱祐樘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22]。爱护武将他爱护武将，如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一次就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军将，得罪了许多人，朱祐樘坚定地支持马文升整军，甚至还特地派一些大内侍卫保护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团营军士。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的反复多次入侵[24]，均进行有效打击，使其败走。最著名的战役有：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25]。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和平政策朱祐樘奉行和平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朱祐樘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对此，史家褒贬不一。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乌斯藏、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26]。剿套之议成化年间房能、李实、白圭力主搜套，后虽有红盐池之战的败套，然仍不能复套守东胜，竟筑延绥边墙。吏科给事中程万里最早提出“捣巢”建议，以当时情况来看，程万里的建议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惜成化君臣对河套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未予足够重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到了弘治时，陕西监察御史李鸾上奏因明庭弃守东胜卫，导致现在明朝官兵面对以东胜卫旧地为基地的鞑靼凡数十的入寇一筹莫展，被戮、掠人、畜不可胜计。面对轻骑俟间窃入，杀掳人畜，官军截杀必有报复之心的鞑靼人，吏部右侍郎王鏊力主遣死士捣巢剿套，明孝宗意动，被大臣赞为真英主，南京刑部员外郎李祚、户科右给事胡世忠以宋夏之警例，建议明孝宗效仿唐朝筑三受降城，然因明军纪律下降皆不能从行。[27][28][29]哈密之争明人赵士祯的《神器谱》:“我闻先朝土鲁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国置经略大臣征兵数万分道出援，缘土鲁番借得噜密神器，天兵不能救，竟为所并。”(《神器谱》卷二)明弘治八年(1495)十一月，由于土鲁番酋长马黑麻据哈密称可汗，“且扰沙州明廷派兵分路进攻哈密，得胜而还，但次年土鲁番又来攻扰，难以防守，乃放弃哈密。”(《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下)“借得噜密神器”就是这个时候。噜蜜，鲁迷( Rumi )即汉文史料的奥斯曼帝国，这是 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明朝间的知识流动，应与中亚河中诸汗国的火器引入及丝路贸易有关。[30]蛮莫之争因明孝宗处理不当，蛮莫归属问题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成为导致土司间再起争端的关键因素。蛮莫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地“紧靠孟养东部大金沙江东岸,垂于孟养胸前,又为自干崖、南甸、陇川西南入孟密、缅甸的门户”①,孟密崛起时控制蛮莫得以步步蚕食木邦,而孟养过江也尽力占据蛮莫,对边地各土司产生威胁。孟密、孟养得以相继在土司争斗中占有重要优势,与控制蛮莫地区有着重要的关系.自成化年间到弘治十六年(1503年),蛮莫两易其主,成为司争夺的重要地区。南巡抚陈金考虑到这些因素,认为蛮莫“认为蛮莫“不可复木邦、孟密,又不各畀陇川、干崖、南甸宣抚司”,最好开设衙门,由腾冲派兵守御。但明廷中央因“地方悬远,瘴疠难守”等因素,将其重新划归木邦,引起孟密等土司的强烈不满孟密与木邦双方暂时和好的局面也因此而遭到破坏。虽然因孟养的侵入而导致实力削弱,但孟密仍坚持要与木邦争夺蛮莫,双方的仇恨重新被点燃,边地的稳定也就无法真正实现。[31]振兴军备明代自正统以来，军事武备逐渐走向衰落，京军疲惫，边防松弛。为振兴军备，明孝宗依靠以马文升为主要代表的朝臣，在京军整顿与边备守御上做了种种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多少改变了边备空虚的弱态，为"弘治中兴"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因积弊年深日久，弘治一朝的军队和边防问题依旧百弊丛生，这些小修小补更加难以扭转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衰落的趋势。[32]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63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