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武观之乱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犹如一股难以遏制的洪流，终于冲破了氏族制度下那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权力结构。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国家这一全新的政治实体应运而生。然而，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并未因此而得到满足，反而变得更为强烈，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愈演愈烈。

姒启，作为夏王朝的奠基者，他通过暴力手段终结了延续已久的“禅让制”，开启了家天下的新时代。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也为后世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他的这一举动似乎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残酷的骨肉相残，史称“武观之乱”。

在周代的文献中，人们常常将“夏有观、扈”与“虞有三苗”并提，这两者都是古代因为权力斗争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其中的扈氏指的是有扈氏，而观则是指姒启的儿子武观，有时也写作五观。文献中还将姒武观与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汤的儿子太甲以及文王的儿子管蔡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具有杰出才能的王者后代，但却都因为种种原因而走向了叛乱的道路。

关于武观之乱的具体经过，历史记载并不详尽。我们只能从现今流传的《竹书纪年》中窥见一斑：“（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在姒启晚年，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为争夺继承权而蠢蠢欲动。季子武观因为某种原因被放逐到西河，后来当继任问题变得更为紧迫时，他便发动了叛乱。

值得一提的是，《逸周书·尝麦》篇也对这次叛乱进行了记述，其中提到的“五子”应为“五观”之误。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武观等人如何忘记了大禹的教诲，背叛国家，最终在皇天的哀怜下，彭伯寿被赐予力量，成功平定了这场叛乱。文中写道：“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卑正夏略。”这段文字不仅揭示了武观之乱的背景和原因，还展示了当时人们对天命和道德的重视。

关于西河之地的具体位置，历史上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它位于河水之东的晋南地区，也有人认为它在河水之西的陕西韩城一带，甚至还有河南安阳附近的内黄说等。晋南河汾之间的可能性最大，这一地区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在考古发现中也出土了大量与夏文化相关的文物。例如，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证明了晋南地区在夏代的重要地位。

自姒启建立夏王朝以来，夏朝的统治阶层逐渐抛弃了姒禹时期的节俭传统。他们开始毫无顾忌地追求奢华享乐生活，“淫溢康乐”，管磬并作，“湛浊于酒、渝食于野”，饮酒无度、游田无度。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也为夏王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贵族阶层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进一步削弱了夏王朝的统治基础。

姒启的儿子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当时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姒武观的叛乱不仅仅是一场家族内部的争斗，更是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彭伯寿的平叛行动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夏王朝的内部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

总的来说，姒启的继位和武观之乱不仅是夏王朝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它们不仅揭示了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