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唐】王昌龄
我的妻子已经亡故十好几年了。
我亦似乎早已忘却她了。
我们于这世间所存的唯一纽带也左不过一个犬子——不像是她，倒像我。
眉眼间尽是疏离的模样。
（壹）
民国八年，我还在北平的街头到处奔走。义愤填膺地举着#苍白一片、字字鲜红的横幅，怒不可遏地朝着世界发泄着枪林弹雨的怒火。
山东丢了，青岛也不在了。听到这一噩耗的时候，我正在北大旁听。我记得那天，我因好奇西洋法制，特意来到法科大讲堂参加了会议。当时有一报馆记者，愁容、惘然，约莫三十来岁。黑褂长衫，戴着框圆框眼镜。气势汹汹地走进会场。“德国打败了。青岛，又被日本人侵吞。”我腾地一下站起身来，差点没有扶稳。
于是整场会议切中肯綮。日本有意侵吞青岛一事，遂发起今日游行。大会明日本校通告，约定今日午后一点钟在本校大操场，聚集同到天安门前为各校总集合，齐集成队，走东交民巷表示对外的精神，要求各国公使对于青岛不要签字。
我后知后觉地扯了布料，开始准备这件事。人群的怒火是庞大的——有人痛彻心扉，有人振臂高呼，还有的人则是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我还看到了一位女学生，她撕碎了自己的手帕。
游行活动时间提前，由5月7日提前至5月4日。不过事情进展并不顺利。5月4日当天，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沿途遭遇军警阻拦。不知何人激愤高喊：“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去！”于是，学生队伍调转车头，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二号去。
我就是在那时候锒铛入狱的。
（贰）
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我写了一些诗。听说外边的形势至今也一片混乱，不过充满生机。我有时会感到苦闷，时而又感到庆幸——庆幸自己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天，出乎意料地并未持续太久。三日过后，我们便被放了出去。迎接我们的是同学们的欢呼、呐喊，一条条撑出天际的横幅，还有无数的报纸跟拍……我把我的诗作交给了学校的报社登刊，那名女学生帮我完成了这一切。她热情地接过了我的草纸，称赞起我们入狱的事迹。后来我知道，她的名字，是婉君。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国家的事情，那时的北平局势还不算太平。我们一来二去，也算熟络，便一同看起了一些书。9月是《共产党宣言》，5月是《新青年》，再过半年，我们索性读起了《晨报》来。后来我们感情升温，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直到这时我才回忆起，我们似乎并未得知对方更多的事情。姑娘热情洋溢地开了口道：“我祖上都是苏州人。我家旁边有一口湖，夏天的时候能够看到一池的荷花！”她骄傲地仰了仰头，用着清脆的声音凑近我，继续说，“那时渔人会下网捕鱼，还会有妇人坐在船头唱曲，采莲……你听说过评弹么？你一定没有听过！你也一定也没有见过满池的荷花，接天碧绿的，煞是好看！”
她绘声绘色地为我描述着家乡的景象，我知道，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于是过了半晌她才回过味儿来：“木君，你是哪里人？”
那时我只是冷眼看她，听了她的问话愣了半晌。“山东，山东青岛人。”
我说，我是青岛人。
（叁）
北平沦陷的前昔，她来找我谈话。谈话的内容无不使人瞠目结舌，简单明了，且只有那么一句话：“我们私奔吧。”简直就是胡闹。
像是怕我不明了，她又乱七八糟地解释起来——父母不同意她结婚，更不允许她念书。她是偷着跑出来的，还问我愿不愿意与她一起“逃”。这根本就是胡闹。
我与她一同逃离了那里。跨过太行山去，来到了一座还算说得过去的小庄，重新过起了我的农民营生。我们短暂地过起了一段安宁的岁月，那里后来离延安很近。
那段时间倒是闲情雅致。那座村庄很美——山清水秀，春天会开满漫山遍野的紫荆；夏天有溪流瀑布，有时人站在田野，远远可以望到天边的彩虹。我很喜欢这里，婉君也喜欢这儿。
起初她捡起了以前的刺绣手艺，拿来一些针线，零零星星地开始缝补过生计。我则捡了一些尚且肥沃的土地，熟练地开始播种。她时常会来到田垄上看着我干活，用着她那条手帕为我擦拭掉额头上的汗珠。有一次我在给长果松土，她站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我，没过半晌就欢呼雀跃地来与我抢锄头。
“我也来试试！”
“你做不来这些。”
最后我没拗得过她，任凭她夺过锄头撒欢儿。我滔滔不绝地叮嘱了她些事情——不要铲得深了，也不要铲得太浅。她笑吟吟地回答我说知道了，然后一个趔趄便将铲子扬了起来，溅了我们一身土。
我们冲着对方笑。
（肆）
乡亲们都好说话，只当我们又是从哪儿逃难的两口子。有时候我会觉得她是仙子，不知道从哪儿跌落了人间——她虽然说不上是多美丽，气质却出尘。秋天的时候村里破天荒地来了一个摄影师，身上的西装破破烂烂，准保也是逃难到这里。乡亲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又让他短暂地安置了下来。小伙子是个实在人，愿意帮助大家下地干活换粮吃。“喂鸡俺在行，养猪俺也在行…俺还在城里学了如何给人拍照，俺还剩了一些胶卷。如果大家有需要，欢迎来找俺。”
婉君已经有了身孕。我想起来我们一直没能有场像样的婚礼，她也好久没穿那些宝贝的裙子了。我拎着一袋粮食，告诉她今天我们去拍照。她破天荒地翻找出以前的衣裙，一个劲儿地搁在身上比。穿在身上后，还是笑吟吟地看我，问：“木君，我好看吗？”
那是一件白色的旗袍——缎子面，琉璃扣。许久未见她穿过。她又梳起了读书时的发型，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模样神气极了。我又想起村口的那只母猫，被人抚摸舒服，也会露出这样的神情。“好看，好看。”我不耐烦地应了几声。思来想去，总归不算相称。于是我也翻找出从前的马褂，长衫。一身黑漆漆的，又把黑圆墨镜戴在身上。我也神气极了。
她就是个仙子。
（伍）
那张照片被我们裱在了家里的墙上。没出半年，她便生了个小子，长得跟我似的。我看“儿随母亲，女随父”什么的话，净都是扯淡。不知道从哪儿编纂出来的。她倒是乐在其中。每天“小子东，小子西，小子长得像老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听得直教人耳朵生茧。
她的身体开始大不如前了，我想这是“生产”的问题。于是变着花儿地给她补身子，干活也更加卖力了。起初她总是咳嗽，就像当初她一铲子扬在我俩身上的灰似的。我俩呛了大半天。紧接着她便开始高烧，发热。村里的郎中，城里的医生，统统都不顶事儿。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肺痨，是结核病。是治不好的，只能养。我就知道这帮医生也没那么靠谱，还得我来照顾她。我一定能照顾得好她。
我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了隔壁热心的婶婆照顾，并且决意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找他。所幸他倒是一直都康健。我开始寸步不离地待在她身边，也不管什么“可能感染”的风险。她咳痰，我就给她擦嘴；她吐血，我就稳她呼吸。若是她手脚冰冷，我就要给她捂热；若是她无精打采，我偏要逗她欢心。
她变得更依赖我了，也变得更加孩子气了，更好玩儿了。有时她缠着我给她念诗，什么诗都不听，偏要听我们上学时的那些诗。一遍还不够，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对着我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脸上流光溢彩的，我都忘了她还是个“病人”。后来冬天的时候她又嚷着要去打雪仗。我可能答应吗？因为这件事，她大哭了一场。我也赶紧跪在地上哄着她吃药，慌慌张张地贴着她的脸说，一定会带她去，一定会带她去。她也就这么睡着了。
（陆）
小子三岁过后，全是由着我一人拉扯大的。这些年我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总归也算长成了个人样儿。有一段时间他总是问我，娘是什么样子。天知道！那已经是十好几年的事情了，我怎么可能记得！我也早就不再穿那件马褂与长衫了。后来他又问我，娘去哪儿了。我说，她去享福了，她去享清福了。小子很高兴，蹦蹦跳跳地就跑开了。也不知道一天哪儿来这么多的牛劲。
后来他去闹革命的时候，我为他饯行。小子打着草鞋，穿着斗笠，有模有样地向着我敬礼。然后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说：“老爹，您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要是打了败仗回来，老子一定饶不了你。”他嬉皮笑脸地应答我是，然后就一溜烟儿地跑开了。
等他回来的那些日子，不知不觉我也老了。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很是顺利。我也早已入了爱说梦话的年岁。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十几年来，婉君怨我究竟怨到了什么程度。竟是一次也不肯入了我的梦来。是那次的大雪没能让她出门？还是那次的拍照没能让她尽兴？抑或者其实，跟着我过了那么久清苦艰难的日子，才是她最怨恨的事？
直到有一日，她终于入了我的梦来。梦里我们好似回到了初遇的岁月，我穿着我的黑袍，戴着我的墨镜，手里抱着一藕色外衣。外头儿日头正旺，我担心她的身子会吃不消。于是满目焦急地穿梭于村庄的大街小巷，向着街坊邻居打探起她的行踪。
有的说在街口，有的道在井旁。于是我找呀找，找呀找——从王婆找到李爷，又从东交找到西巷。可是我始终找不到。后来我误打误撞，满头大汗地来到湖边。这地方好生陌生，不像我们村里的地方。
我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决意继续找。恍恍惚惚又觉湖边有一熟悉倩影，眨眨眼又怕自己迷糊晃神，看错了人。我蹑手蹑脚地凑了过去，外衣被我攥在怀里。我一步一顿，一步一停，小心翼翼地拨开荷花群。生怕惊到了她。
我还是认出了她来。她就蹲在水边，穿的还是那一身洁白无暇的旗袍，梳着隽丽清秀的发型。纤手轻抚着水面，好似努力想要够到些什么似的。
“你在做什么？”我惩前毖后地问道。
于是她终于转过头来，眼神水汪汪的，笑吟吟地对着我说。
“我想给你摘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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