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夏启延续夏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为政举措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政治上
①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刑制改革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12] ，通过赦免而减死一等时，采用宫刑作为替代刑。
恢复夷三族令。吕后曾废除了夷三族令，但是文帝时又恢复，即“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班固对汉文帝复行三族之诛，更改法制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指出“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⑤礼制改革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称秦为水德，汉为土德，将有黄龙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但丞相张苍认为汉为水德，被文帝罢免。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经济
①减免租赋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当年的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免除了当年全部田租。这些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更有利，助涨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致使大量自耕农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造成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的局面。所以荀悦在《汉纪》中说：“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对于汉文帝减免田租的做法，班固的《汉书》是把它作为一种仁政加以歌颂和记叙的。 而到了《汉纪》这里，荀悦却透过历史的表象与传统的认识，第一次触及了问题的实质。通过荀悦的分析我们得以明了，表面上政府要求百姓承担的赋税虽然有所减轻，但却允许广占田地的豪强随意征租，实际上朝廷不过在资助他们盘剥农民。
刘恒时期，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交120钱，减至每人每年交40钱。
②减轻徭役
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③放弃铸币权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 ，从而放弃了国家铸币权，实行铸币放任政策，但受到了贾谊等人的反对。贾谊主张垄断铸币权，但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刘恒宠幸，刘恒想要邓通富贵，赐之铜山，使之铸钱，因而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于是，西汉出现了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的分散的局面，导致地方诸侯（如七国之乱的发动者吴王刘濞）开采铜山铸钱，进而在经济实力上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资格，极大地威胁了大一统的局面。
有观点认为，此举使朝廷处于“抱厝之积薪之下而寝之下，火未及燃”的危险境地，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从而发生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如桑弘羊曾指出：“汉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不反本何何为？”
文帝的自由铸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一般平民不具备铸钱能力，因而富人依靠铸钱越来越富，而穷人要取得货币又受制于富人，只能变得越来越穷困。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如唐人刘秩指出：“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
④放弃盐铁官营
汉文帝时期，对盐、铁和铜的经营都采取了更放任的政策，《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于是商人大贾、豪强地主甚至地方诸侯王往往占有山海，进行采矿铸币、冶铁和煮盐活动，其规模可达到“至千人”。社会风气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即到了汉文帝时的百姓类似于战国时期，大都放弃了农业而从事工商业。
⑤放弃山泽禁令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开发渔盐资源。 此举一方面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与盐铁生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导致西汉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由此导致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农民生活穷困、而地主商人和王公贵族却骄奢淫逸，甚至出现弃农经商的现象，严重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⑥标价卖爵，允许罪犯买爵赎罪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
刘恒让罪犯买爵赎罪的措施，历来褒贬不一，如宋仁宗时期的朝臣认为，此举只能使“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并非良策。
⑦允许诸侯国不向朝廷纳贡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诏，“令诸侯无人贡”，即令诸侯国无需向朝廷纳贡。
军事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对匈奴的国防政策亦是如此。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民族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 ）、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附近）；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南越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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