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刘向

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沛郡丰邑（今江苏省徐州市）人。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异母弟）之玄孙，阳城侯刘德之子，经学家刘歆之父。汉朝宗室大臣、经学家、文学家，古琴家、中国目录学鼻祖。

刘向十二岁时，以父德任辇郎。二十岁，擢谏议大夫。汉宣帝选贤，与王褒等献赋颂数十篇。二十四岁，习神仙之说，因献神仙方术，言黄金可成，试之不验，下狱。后免死。翌年，待诏受习今文经《谷梁春秋》。前51年，刘向，与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元帝初，擢散骑宗正、给事中。前47年，因为弹劾外戚宦官，被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领护三辅都水，又迁光禄大夫，更名为向。前26年，与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以及班游、杜参等，校书秘阁，并领其事。前23年，任中垒校尉。向数上书言朝政得失，并讥刺王氏及在位诸大臣，成帝欲用作九卿，但终为王莽及群臣所阻。前6年，刘向去世。

刘向确定了一系列的校书原则，堪称后世校雠书籍的典范。其所撰成的《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刘向等人的校书实践与成果，不独是校雠学、目录学的范本，在学术史上也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刘向好古琴，对古琴理论的贡献非常突出。曾著《琴说》一书，是最早的琴学专著之一。《别录》今已佚失，仅存《战国策》《晏子春秋》《荀子》《管子》《邓析子》《说苑》《列子》七书叙录，以及刘歆《上山海经表》

人事事迹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任辇郎。

神爵二年（前60年），既冠，以行为修饬，擢为谏大夫。

神爵四年（前58年），任谏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给事黄门郎。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给事中、大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汉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

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主要成就

校书存经

从《汉书·艺文志》的序言来看，诸子百家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在“真伪纷争”、“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和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王葆弦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

刘向自恃为《谷梁传》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

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而诸子百家被称为中华文化正统渊源，刘向当时整理了已濒临亡佚的散乱诸子残篇，虽然这些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刘向整理先秦诸子古籍贡献功不可没。

提倡经学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年的《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

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神学观点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其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

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

但是，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观点。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当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