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蔡邕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地名有河南省尉氏县、河南省杞县两说）人。中国东汉名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

蔡邕博学多闻，早年师从太傅胡广。建宁四年（171年），被征辟为司徒（桥玄）的掾属，此后历任平阿县长、郎中、议郎等职，曾参与修撰《东观汉记》及制作“熹平石经”。后来因屡次直言进谏，陈述时弊而得罪权贵，被流放朔方郡，几经周折，避难江南十二年。董卓掌权时，被授为司空祭酒，历任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侍中、左中郎将等职，封高阳乡侯，世称“蔡中郎”。

蔡邕精通音律，博通经史，擅写辞赋。其辞赋语涉艳丽，缘情体物，逞才炫博，以《述行赋》最为知名，为东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所作散文则字句典雅，音节协谐，多用偶句，表现了汉末文风的转变。此外，蔡邕的书法精妙，尤擅篆书、隶书，以隶书造诣最深，得到“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所创“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有“妙有绝伦，动合神功”之誉。生平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仍存四千卷。著有文集二十卷，早佚。明人张溥辑有《蔡中郎集》。今人邓安生有《蔡邕集编年校注》辞赋

蔡邕的辞赋今存16篇（含残篇），以《述行赋》最为知名。《述行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据赋序说，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他被当权宦官强征赴京时，有感于宦官擅权，大兴宫苑，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又有感于当时朝中直言之士多遭惨死，心中愤愤不平，因此写了这篇赋，借途中所遇古迹，陈古刺今，情思浓厚。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他的另一篇赋作《青衣赋》，追述与青衣女婢嫌婉情好，倾诉别后不可排遣的相思之苦。赋全用四言句式，辞藻艳丽，描写入神，如“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蜡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袖丹裳，蹑蹈丝扉”，抒发“思尔念尔，怒焉且饥”之情亦深挚缠绵。

蔡邕在给汉灵帝的奏疏《条宜所施行七事》中说：“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认为辞赋只可“聊以游意”，而不是“教化取士之本”。他主张辞赋这种“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但蔡邕本人的辞赋作品却语涉艳丽，缘情体物，逞才炫博，表现出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脱节。

散文

蔡邕的散文字句典雅，音节协谐，多用偶句，表现了汉末文风的转变。其中以碑志为多，这类作品以《郭林宗碑》《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为代表。时人及后世视蔡邕为汉代创作碑铭的一代大手笔。《文心雕龙·诔碑篇》称赞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这些作品中也有收金谀墓之作。

后世影响

在汉魏文学风尚转变过程中，蔡邕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如王粲、阮瑀、路粹）。

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体现了东汉时期由清峻转向华丽、通脱转向壮大的文风改变趋势。

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曾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等各种汉代通行的文体，共104篇。其中《独断》一书是秦汉文体学研究的总结性论著，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

书法

蔡邕工于篆书、隶书，尤以隶书著称，其字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灵帝命工匠修理鸿都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唐人张怀瓘在《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他“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还善于书法理论思考，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书论传世。《笔论》开篇以“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论述书法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九势》先以“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揭示书法本源，而后阐述了九种结字用笔的规则。这些重要思想为后世书法之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大规范、指导意义。

绘画

蔡邕擅长绘画。据《太平御览》卷750引孙畅之《述画》说，汉灵帝曾诏命蔡邕绘赤泉侯杨喜家五世“将相形像于省中”，并为之撰写赞文，亲自书写于画像中。后人称赞他“文、 画、 书，于时独擅”同时具备三美。唐人张彦远所撰《历代名画记》将蔡邕与赵岐、张衡等并列为汉代重要画家。可惜蔡邕的真迹已失传。

经学

熹平四年（175年），蔡邕有感于经籍距圣人著述的时间久远，文字错误多，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奏请订正“六经”的文字。灵帝予以批准，蔡邕于是用朱笔亲自写在碑上，让工人刻好立在太学的门外，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后来的儒者学生，都以此为标准经文。碑新立时，来观看及摹写的，一天之内，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街道也因此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