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岛事件

江华岛事件

历史背景

从日本幕末时代起，就不断有日本人鼓吹侵略邻国朝鲜，是为“征韩论”，著名倒幕志士吉田松阴所阐述的“失之俄美，补之朝鲜”，就是这种“征韩”思想的典型代表。1868年1月，日本德川幕府崩溃，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并迁都东京，组建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对内实行“明治维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则要“开拓万里之波涛”，逐渐开始侵略扩张。近代以来日本产生的征韩论事实上被明治政府继承，成为日后侵略朝鲜半岛的基调。

17世纪以来，日本和朝鲜的外交是以通信使和“岁遣船”为纽带的有限的交邻关系。1869年以后，日本不断向朝鲜传递国书，通告明治政府成立的消息，并希望朝鲜打开国门，扩大通商，同日本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当时朝鲜正值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厉行锁国政策，再加上日本的国书中出现“天子”、“奉敕”等字样（这些字样在朝鲜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朝鲜方面对此非常不满，将其退还。以后日本又多次传递类似格式的国书，但均遭拒绝。同时，朝鲜与日本唯一通商地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拦出”等事件，导致朝鲜方面限制日本人的活动，甚至断绝粮食供应、停止贸易活动，朝日关系一时十分紧张，陷入断交状态。

以“书契相持”导致的朝日紧张为契机，“征韩论”开始在日本迅速蔓延开来，不少维新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要求讨伐“无礼”的朝鲜，实则要以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以便对内缓解日本国内矛盾，对外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韩论”的沸腾是从1870年出使朝鲜未果的佐田白茅提出讨伐朝鲜的建议后掀起的，而明治维新的元老人物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人则大力倡导，使“征韩论”甚嚣尘上。但此时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征韩”问题发生激烈斗争，内部分化为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缓征派”和西乡隆盛为首的“急征派”，1873年秋随着岩仓具视使团的归国，两派斗争白热化，终于发生所谓“明治六年政变”，在明治天皇的亲裁下，“缓征派”压倒“急征派”而主导明治政府，西乡隆盛等主张“急征”的一派与明治政府决裂，不少武士也对此愤慨不平，“征韩论”的决裂也成为后来日本西南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大久保政权并非对朝鲜毫无兴趣，而是正忙于处理内政及与俄国和中国的外交纠纷，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恰好朝鲜政局也发生变动，朝鲜的王妃闵妃取代强硬的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起用开化派朴珪寿为政丞，表现出开放国门的姿态，再加上清朝也在1874年夏向朝鲜传达了由日意格提供的日本将在“征台”结束后入侵朝鲜的情报，使闵妃集团更加重视与日本的关系。闵妃集团上台后，就把对日往来的窗口——东莱的府使之职由大院君的亲信郑显德替换为朴齐宽，并以朴定阳为庆尚左道暗行御史，前往日本公馆（釜山倭馆）调查朝日断交的真相，7月逮捕了大院君时代负责对日交涉的前釜山倭学训导安东晙（翌年枭首警众），以向日方传递秋波。朝鲜新任倭学训导玄昔运在1874年9月向日本外务省驻朝鲜釜山的理事官森山茂表示随时接待日本来使，并确立了“政府对等”的原则（朝鲜礼曹判书对日本外务卿）。[1]随后，朝鲜大臣赵宁夏也写密信给森山茂，表达修好之意，森山茂也和朝方约定修改国书后再传递于朝鲜，旋即回日本复命。1875年2月24日，森山茂又来到朝鲜釜山，向朝鲜递交新的国书（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致朝鲜礼曹判书、日本外务大丞宗重正致朝鲜礼曹参判）。日本新国书中只是把“天子”改为“皇上”，并且自称“大日本国”，而称朝鲜还是“朝鲜国”，令朝鲜面有难色，森山茂要求见东莱府使黄正渊，玄昔运先请求延期，其后朝鲜答应设欢迎宴，但又拒绝森山茂等身着西式燕尾服赴宴，日朝交涉重新陷入僵局。

就在朝日交涉展开之际，已经下野的大院君及其势力坐不住了。1875年1月，主持对日修好的闵妃之兄闵升镐被炸死，据信是大院君党羽所为；日本新国书被公布后，身在直谷山庄的大院君致书朝鲜政府，施加压力，谴责日本国书“便是登极颁诏一般”，并强调“日本交通洋夷，迷惑邪法，学习器纳，至于剃发变服而不知其耻，是实非倭而即洋夷也，名虽倭人所纳，无异洋夷书契也”，坚决反对受理国书并与日本恢复邦交。主张接受日本国书的大臣朴珪寿多次回信劝说大院君，可是无法扭转其顽固态度。大院君虽然下野，但影响力仍然巨大，他的发声确实对闵妃集团起到相当程度的掣肘作用，是阻碍朝日交涉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森山茂对朝鲜的内斗颇有了解，他分析朝鲜国内存在“开化党”（原文写作开和党）和“锁攘党”两派对立的势力，并将交涉停滞归咎于大院君为首的“锁攘党”作祟，认定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迫使朝鲜与日本建交。因此他请求日本“发遣军舰，测量对州（对马岛）近海，乘朝鲜国之内讧，以为我应接之声援。”即采用“炮舰外交”的模式。

事件经过

第一次入侵

由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指挥的军舰“云扬”号并没有测量日本的海域，而是在1875年5月25日驶入朝鲜釜山海域，朝鲜东莱府的倭学训导玄昔运慌忙赴日本公馆询问军舰入港理由，森山茂的回答是：为保护日本使臣而来，东莱府使黄正渊对此予以抗议，但无效果。6月12日，“第二丁卯”号继“云扬”号驶入釜山海域，两舰借口军事演习，肆意放炮，进行各种挑衅行为。6月20日，“云扬”号和“第二丁卯”号离开釜山港，沿着朝鲜东海岸北上，测量朝鲜沿海，并侵入军事要冲永兴湾进行侦查。

第二次入侵

在森山茂获悉朝鲜拒绝日本要求5天后的6月29日，“云扬”和“第二丁卯”结束了对朝鲜东海岸的侦查，回到了釜山，“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与森山茂进行了接触。据井上良馨晚年的回忆，当时他的原计划是去鹿儿岛补充弹药，但森山茂向他大吐苦水，抱怨朝鲜人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并请求井上良馨不要到鹿儿岛，井上良馨应森山茂的请求，转向长崎驶去。尽管井上良馨没有进一步透露森山茂的意图所在，但是后人猜测很可能是急于迫使朝鲜答应日本要求的森山茂嗾使井上良馨入侵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门户——江华岛。

当时，“云扬”号上搭乘士兵100人（包括海军陆战队员24人），“第二丁卯”号搭乘士兵76人，“春日丸”号搭乘士兵134人。3艘军舰从日本长崎出发，9月19日，“云扬”号等3艘日本军舰驶入江华湾，停泊在月尾岛附近。9月20日晨，“云扬”号向北航行，出现在江华岛东南方的兰芝岛，舰长井上良馨亲自率领20名日军乘小艇运送至沿岸探测水路（后来找了个“补充淡水”的借口），甚至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日称“第三炮台”），沿途进行火力侦查，侦查的结果据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在当年10月9日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的透露是：“我们的云扬舰……放下小艇进入海域，经过第一炮台（永宗镇）的前面，其周围筑着近二里长的城墙，大门开着，城内约有500余名士兵，城内的房屋似乎都是兵营……又来到第二、三炮台前，第二炮台（项山岛）似乎是空着的……第三炮台筑着高大的炮台壁垒，城墙上开着炮门，配置的大炮都是12—13斤左右的真输炮，枪是如同我们的二三匀筒位的火绳枪”。可见井上良馨对朝鲜的国防重地进行了仔仔细细的侦查。而“云扬”号则迅速接近草芝镇炮台，以掩护舰长井上的所乘坐的小艇。

面对日本的挑衅，朝鲜草芝镇炮台在9月20日下午4时30分对小艇开炮。小艇以步枪还击，下午5时撤回。9月21日晨，“云扬”号升起日章旗，井上命令全体成员做好战斗准备，于是向草芝镇炮台发动猛烈的炮击，但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终究无法在草芝镇登陆，转而偷袭项山岛（日称“第二炮台”），摧毁了当地军事设施和民宅。9月22日晨，井上良馨派遣日军陆战队在永宗镇（日称“第一炮台”）登陆，与当地朝鲜士兵发生交火。那里只有600多名军民和射程只有700米的30多门旧式12厘米小口径火炮，防备较薄弱。日军以2名水夫受伤（其中1人死亡）的代价，击毙了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掳获大炮36门，火绳枪130余支，一举攻占了永宗镇。永宗佥事李敏德和400多名朝鲜兵败逃。日军在城中抢劫放火，将永宗镇变为一片废墟，原来城中有60多户人家，经过日军蹂躏后只剩下21户。朝鲜京畿道观察使闵台镐向政府这样报告当时惨状：“全军颠仆，火焰满城，民家比烧，燃及公廨”。战斗结束后，井上良馨登上永宗岛，并在同日晚以掠夺来的猪鸡牛羊设宴祝捷。9月24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满载战利品撤离江华湾，9月28日返回日本长崎。朝鲜半岛历史上将这次事件称为“云扬号事件”（日本通称“江华岛事件”）

事件结果

1875年9月28日，“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向日本政府发电报，声称“20日，到达朝鲜江华岛，搭上小艇正在进行测量，由于他们首先开始放炮……不得不由军舰开炮进行还击”。日本政府接便以此报告为基础向全世界宣布由于朝鲜方面对“云扬”号的“无理”的发炮行为，日方不得不进行“自卫”。而云扬号事件传到日本国内后，一些日本人欣喜若狂，欢呼“发泄八年来隐忍的绝好口实从天而降”，鼓吹借机对朝开战；另一方面，《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等舆论认为，虽然朝鲜向“云扬”号开炮，但“云扬”号既然已经报复，就没必要继续追究此事。对于当时的大久保政权来说，内治尚未完善，没有财力支持其发动大规模战争，但若放任不管的话，就会使政府丧失威信，导致在野的征韩论者得势，所以采取折衷办法，效仿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先例（黑船事件），派遣使臣问罪、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10月3日，大久保政权决定了同时向朝鲜和中国派遣使节的解决方针，木户孝允自荐担任出使朝鲜的大使。11月10日，外务大辅森有礼被任命为驻华公使，负责试探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朝的态度。11月20日，木户孝允脑溢血发作，左腿麻痹，因此日本政府代之以北海道开拓使黑田清隆，于12月7日正式任命。黑田清隆是萨摩人，在军队中有较高威望，且在对外方面主张稳健，为大久保利通所倚重。然而他为人暴躁、易于冲动，故日本政府又安排木户孝允的亲信、长州人井上馨充当副使，加以平衡。其时井上馨已从政界引退，在实业界活动，他标榜和平主义，起初并不愿出任使臣。经过长州同乡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的苦劝、并得到事成后批准他开一个洋行的允诺，井上馨才答应出山，在12月27日接受副使任命。与此同时，大久保政权也做好了开战预备，不仅给使臣配备了护卫兵，还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进攻朝鲜，大久保政权预判战争将于1876年6、7月间爆发。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 Bingam）将《培理远征日本小史》一书赠给副使井上馨，并说：“您只要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就定能在朝鲜取得成功！”一贯被认为是征韩论者的西乡隆盛跟大久保政权又唱起对台戏，指责其挑起江华岛事件并逼迫朝鲜签约的行为很不光明磊落。西乡在致同志筱原国干的信中说，日朝协议即将达成之时，大久保政权却“轻启战端”，“实属遗憾”，他认为测量时即应征得朝鲜同意，遭炮击后，也应首先谈判以澄清事态而不是洗劫永宗岛，所以西乡严厉谴责这次事件“实属背离天理之可耻行为”。

面对日本的侵略，朝鲜政府内部迅速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以金炳学等原大院君派系官员为主，主和派包括闵奎镐、李最应、朴珪寿等人，他们多是闵妃集团官员。而民间则以在野的大院君和儒林为首，几乎一致反对同日本讲和，不惜与日本一战，只有个别人如吴庆锡、姜玮等开化派主张打开国门。主战与主和两派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以申櫶为接见大官，尹滋承为副官，前往江华府摸清日本来意，与日本谈判。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成功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并为以后朝鲜被合并为日本殖民地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