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执着拨动了我的心弦

执着的人啊，再等一世吧，她已经走了。——题记

我的爷爷已经不再住化肥厂家属大院，也不再在供销社当柜长了，那供销社也早已在拆迁中被夷为平地。但是大家还是叫他柜长。爷爷在八十年代末开了一家顶平民化的馆子，取名曰花源饭店，寓意生意像似锦的繁花，财源滚滚来。听说我的名字也是根据这个起的。

饭店地方不算小，菜品也还算实惠，红火的时候一度开了两个分店，雇了两个洗碗的，一个倒泔水的，三个跑堂的，外加三个厨子。现在算是没落了，东边的那家分店店面早已转让给了别人，开了个卖消防器材的小厂，只剩西边这家店面比较大的，每天要么是附近电缆厂的工人来，就是在驾校学习开汽车的学生来，最后才是散客。爷爷亲自掌勺、送外卖、跑堂、洗碗。还好，它离我在郊区的老家非常近，如果中午店里不是很忙，我还可以到店里来蹭顿把顿的饭。店是双开玻璃门面，几乎落地的大玻璃窗。

店里做早饭，午饭，晚上一般就没多少生意了，中午饭点时那些食客隔着玻璃，就像任人观赏的彩色的鱼一样，有的吞云吐雾，有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的好像上辈子没吃过白米饭，有的则像是食肉动物。在这些当中，有一个人特别吸引我的注意，甚至超过了那些做事大大咧咧，挥金如土，豪爽得像梁山好汉，还天天问妈妈为什么不在店里干活的“薛师傅”、“王师傅”、“疯颠的大叔”。

那是一个老人。

他非常不起眼，满头的白发短得连半寸都不到，在阳光照耀下几乎隐形了，给人一种他秃着头的错觉。每天早晨，要是去同学家讨论作业，在店里稍加驻留，我就总能看到他微微驼着的背影，旁边跟着一条像他一样沉默寡言的大黄狗。他和爷爷寒暄几句，买了一碗清汤面，夹点免费的浇头，就坐在门口的塑料桌凳上，慢条斯理地吸溜下去，像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吃完那碗面，他把碗筷搁在一边，面朝着十字路口的方向，翘起腿来木然地望，像在企盼着什么。春夏季，太阳慢慢爬上树梢，阳光由温暖变得炎热，到了正午时分，他可能还坐在那里。我不止一次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除了滚滚的车流，还有闪烁着的红绿灯以外，我什么都没看见。

“爷爷，他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

有一次他背着手离开后，我偷偷地问爷爷。

爷爷在打胰岛素针。黧黑的面庞上，同情与感慨的神情立刻取代了慈祥。“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只是很好奇而已…看起来有点古怪。”

“唉，让我好好讲给你听吧。”

我尽可能把他的原话叙述出来吧。

这个老头子，没记错的话，曾经是化肥厂还是哪里的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和爷爷可以说是同龄人，成家立业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但是爷爷之前对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像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以后“抛下铁饭碗，到市场经济的海里游泳”的人一样，他好像也做了什么生意，媳妇挺好看，儿子现在也挺有出息，现在退休了，还有一个月三千的退休工资。

本来儿女孝顺，家里小康，他和老伴安享晚年似乎已成注定，但是这一切在疫情那一年化为了泡影。

那天早上他的老伴闲不住，执意要蹬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逛逛，老头哪里劝得住，只好同意了。外面有些起雾，能见度不高，又是冬末春初，寒冷似乎使人的反应变得迟钝了。我们家店前面的十字路口是半挂车和大货车司机的捷径道，因为城里限行，他们想拉货或者赶路直接从市区里走是行不通的，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一辆拉着钢卷的陕汽半挂车像红色的死神突然驶过，紧接着一个急转弯。车辆质量太大，转弯半径也大，挂车的中段保险杠直接挂住了三轮车的车把，把老太太拖翻在地。老太太摔得不轻，声嘶力竭的喊，但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盖过了她的求救声，挂车的两个后轱辘硬生生的从她枯干的躯体上碾了过去…几辆驶过的轿车发现不对头，拦住了那辗杀了人还浑然不知的司机，赶紧叫来了急救，却也回天乏术——胳膊、左腿骨折，胸腹开放性骨折，三轮车散得不成样子，鲜血深深沁进了柏油路里…老头子闻讯赶来，大夫们无奈地摇摇头说拖去火葬场吧，他不信，还伸手去探有没有气…

“从那以后他就有点儿脑子短路了，何苦啊，天天丢了魂似的来这条十字路口。今年鬼节，咱们在这儿多烧几个‘包子′，免得出事…这条路经常出事。走的时候要小心啊…”

我突然有点后悔说出那句“他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了。

老一辈人深受语录和红宝书的影响，几乎全是“唯物主义者”。但和自己度过几十年的伴侣的感情，却是无法唯物的。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他是如此执着，他一直在等她，担心关于她的一切在心中灰飞烟灭化为齑粉，以致于情动于衷，老朽的残年就这样被支配着再次延续下去，希望能找回以前的幸福故事。

这种执着，拨动了我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