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峻霖

二十岁的我与贺峻霖属于深水埗最廉价的出租屋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搬家，尽管花大价钱请了搬运工人，仅仅是收拾书房里的零碎物件就已经令我筋疲力竭。额前的碎发因冒出的汗珠软塌塌地贴在脑门上，挽起袖口认命地拉开桌子最下方的抽屉。里面意外的空荡，一台外壳有些掉漆的老式dv机安稳地躺着。伴随开机时的蓝屏和机械女声念出的一串怪腔怪调的英文，封存在低画质录像中的与贺峻霖相爱的回忆不合时宜地像潮水一样涌来。

锈迹斑斑的老建筑与摩天大厦交相辉映，迷离浮华的霓虹倒影在绿油油的海水里，盘根错节的鱼骨电线，牛皮藓一样贴满卷帘门的广告纸，穿梭在维港的轮渡轰隆隆地冒出滚滚浓烟。这里是香港，二十岁的我在这里遇见二十岁的贺峻霖。与我这个异乡人不同，贺峻霖生于清冷，唯一能够共鸣的是过分相似的时运不济与日益干瘪的钱包。

二十岁的我与贺峻霖属于深水埗最廉价的出租屋。褪皮的单人沙发、发黄的圆玻璃茶几和一张单人床就将狭小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即便如此，高昂的租金仍令我们活得像两条在硬石子滩上搁浅的鱼。结束工作回到出租屋时总是天都黑了，艰难地喘息着接吻从彼此唇齿间掠夺稀薄的氧气，直到双双瘫倒在柔软的床上相视一笑，还好，又活过一天。好在那个时候，痛苦的阈值被抬的很高，面对生活的一片狼藉和总也看不到影子的诗和远方，我们也总是大笑着，或兴致勃勃地讨论明天去便利店买哪种口味的泡面。夏天摇摇欲坠的风扇比不上在雨夜将窗户大开时裹挟着水汽涌进房间的风，也不在意床褥被打湿，我们迎着风用勺子吃特价买回家的一半西瓜就觉得幸福得没边了。难熬的是冬天，那一年罕见的香港落雪，气温也将至近年来的冰点。傍晚贺峻霖总会穿着他唯一一件还算像样的大衣等在在我公司旁边的隧道入口前。他远远地向我挥手呼唤我的名字，在暖光色的灯光下呼出白气一片。在街边或是裹紧的被子下，冷吗，问出这句话时总是将我揽在怀里的峻霖垂着眼睛望着我，我边摇头边扬起下巴向他索取一个吻。那时候还以为我们会这样相互依偎着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

DV机电量告急的措不及防，翻箱倒柜到底是没又找到一块新的电池，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屏幕在某个瞬间定格变得漆黑一片。打开手机，联系人中“峻霖”的号码还是最初的那个，大抵早已成为空号。相爱第三年，相继迎来转机的我们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各自的路上狂奔，搬出出租屋的那天我们都以为还会再见面，所以连一句再见都没说。于是真的没有再见。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贺峻霖我们会再见吗？

如果再见我想和你安安静静的吃一碗面

就像以前那样。

挺想你，峻霖。

贺峻霖篇完_

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