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1992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活着》。
主要通过福贵的苦难一生，去重点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作者将自我、世界、他人、死亡、生存、命运重新整合，集中笔力于福贵这一人物形象的刻划。
同时，对死亡事件和苦难生活的具体描写，揭示出人物命运在社会与历史变迁中的生存悲剧，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意识。
这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对苦难、死亡、逆境的描写，写出了人物形象在生存处境下的忍耐精神与人性的真实性，更加接近于那个时代下整个人类普遍所面临的真实生存境况与苦难。
正是小说中人物形象始终保留生的希望去积极面对终极的生命悲剧，历经苦难洗礼的福贵才真正实现了人性的复苏，作者写作带有的同情的眼光与悲悯的意识成就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内蕴。
因此，《活着》能够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特等奖。
《活着》见证了余华的写作之途，《活着》的写作立场，不同于前期小说中的冷漠的理性立场，而是转向了感性的人道主义立场。
前期主要以冷漠的笔触写人性的暴力、冲突与死亡主题，后期主要以写个体承受苦难的主题及个体生命的死亡。
小说的情感语调由前期的冷漠尖利过渡到充满温情的话语，前期作品《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中，大致都是冷漠的语调叙述故事情节，而《活着》中的叙述语调显得十分温情，以老人福贵之口讲述故事的始末。
总体而言，《活着》的整体情感基调充满着温情、同情、悲悯情怀，将“活着”背后顽强的精神力量赋于福贵这一农民的命运之中时，实现了作者的情感力量与人物命运之间融合与统一。
《活着》中的主要叙述者“我”是个民间歌谣的搜集者，因下乡采风结识了老农福贵，并由此得知福贵一生悲惨的遭遇。
福贵讲述了自己苦难的一生，他是一个旧社会的败家子，滥赌丧尽家财后，以下半辈子的血泪来偿赎前半生的荒唐。
小说的重心侧重福贵回忆已经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家财万贯到一无所有的经历。
小说末尾，孑然一身的福贵只有老牛为伴，而他还殷殷地以家人的名字唤着老牛。
小说的叙事方式始终以重复死亡事件的方式去叙述福贵的一生，叙述中以福贵自述的口吻去展现他一生的苦难。
小说总体上以重复叙事声音的叙述艺术为主，简朴自然的叙述语言，对于阅读者阅读毫无障碍。
重复福贵的叙事声音，推动了小说叙事节奏的发展，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形象，故事情节更加具有真实性。
通过福贵的经历，不难看出福贵经历过常人无法经历过的一切。
小说中福贵的妻子、儿女、女婿、外孙、朋友等相继死亡，最终只剩下了福贵和一头老黄牛。
生存最主要的便是生命的“活着”，现实恰恰十分残酷地将希望毁灭给人们看，一系列重复的死亡事件，展现的是个体的人生悲剧。
同时，从死亡的背后去分析作者的意图，可以认识到福贵承受苦难之后人性的蜕变，以及福贵对生的渴求，对生的希望与乐观的态度。
“活着”二字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活”，更多的是对精神上死亡之后复苏的“生”，包含了复杂的生存意识与命运意识。
福贵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把原本富裕的家庭弄得倾家荡产，而且活生生地气死了自己的亲爹。
通过这一次事件，福贵获得了精神的醒悟与道德警醒，他开始慢慢改变了玩世不恭的性格，恢复了人性的善良与宽厚，意识到了家庭与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福贵经历过富贵到一贫如洗，从阖家团圆到孑然一身，从对死亡的畏惧到坦然自若，从渴求物质上的圆满到安然平静度过余生。
他从一个吃喝嫖赌、玩世不恭的浪子蜕变为善良、温和、有智慧的老人，历经沧桑之后归于平淡，能够始终支撑他度过苦难的精神力量便是——忍耐。
《活着》的主题是生命的受难本质，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人生，以激烈故事情节表达了人的求生欲望，以不可测的劫难表现人物的品质。
小说中先是儿子有庆为县长夫人输血过度而死亡，接着是女儿凤霞难产、妻子家珍病亡，然后是女婿二喜工地上被一车砖块活活压死，外孙苦根吃一盆豆子活活撑死。
福贵身边的亲人都被死神以这样残忍的方式夺去了鲜活的生命，命运就像刀子一块块剔下他的肋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而无法反抗与抗争，他只能独自忍受苦难对他的惩罚。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道：“可以毁灭我，但不能打败我”。
福贵便是这样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他面对命运泥淖毫不退缩，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始终咬牙坚持，即使苦难的打击一二再而三地想要打败他。
但，他对生命的敬畏和希望，让他承受住了一切苦难，他超越了常人无法逾越的沟壑，他战胜了真正的自我。
面对不可抗拒的宿命，他没有低头，命运可以将他毁灭，却始终无法打败他对生的永恒追求。
苦难人生背后支撑他的精神力量便是忍耐，忍受苦难的打击，忍受命运的捉弄。
他在生存困境中不断延展生命的韧性，他最终实现了生命真正意义上的“活着”。
正是忍耐的力量，使得这部小说变得沉郁、悲悯而又顽强、坚定，没有血泪控诉，没有绝望嚎叫，只有福贵一人独自承受亲人的离世，那是一种宽容、忍耐、坚韧与顽强的精神品质。
正是福贵作为个体在生存困境中以“超人”的力量，去挑战不可更改的宿命，他与命运博弈的过程便是展现生命精神美与力量美的过程，苦难的历程造就了福贵这一人物形象的崇高精神价值与生命价值。
作者笔下的福贵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下众多个体生命历程的缩影，他们始终与命运之神搏斗着。
《活着》从审美追求上而言，十分凄凉与凝重，主要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之苦以及家庭伦理的温情；这里主要分析小说中女性人物与家庭伦理之间的温情。
小说中重点描写了家珍、凤霞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的善良、宽容、为小说增添了几抹温情。
家珍事城里米行陈老板念过书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吃喝嫖赌的乡下财主的少爷福贵，她的身上自始至终体现着一个善良女性的本性。
丈夫福贵在城里赌博连日不归，她只是腆着大肚子一声不吭地跪在福贵面前哀求她回家，任凭福贵对她又踢又打，她依旧不离开福贵半步，只为把福贵带回家。
福贵让伙计把她拖出去扔在大门口，她含着泪，一手护着肚里的孩子，一手扶着墙艰难地起身，她摸着漆黑的夜色走了十几里坑坑洼洼的小路回到了村里。
可见，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她虽然读过书，但她始终以丈夫为天，她心甘情愿地忍受着福贵对她的残忍与暴虐，她依旧对富贵不离不弃。
她被父亲接回娘家，孩子出生后甘愿回到一贫如洗的福贵身边过着贫穷的生活。
她经历过种种磨难，丈夫进城抓药被充壮丁音讯全无，她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庭。
婆婆的死亡、儿子有庆的死亡、女儿凤霞的难产等，一系列苦难几乎压垮她的精神支柱。
这样一位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女性，表现出常人不具备的坚忍与宽容。
她原谅了害死有庆的凶手春生，“文革”中当县长的春生忍受不了毒打想要寻短见，她却说：“春生，你要活着。
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
体现了传统底层女性最朴素的宽容，闪烁着人性宽容善良的光辉。
凤霞是一位集天真、善良、勤劳、美丽于一身的年轻女性，她的一生历经了贫困、疾病、离散、羞辱与死亡，她在一次次苦难中以无声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痛与爱。
作者笔下的凤霞，是亲眼看着福贵从家财万贯到一贫如洗的见证者，这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形象。
当福贵在城里败光了家产回到了乡下的家里，年幼天真的凤霞却不知晓父亲的不务正业。
在凤霞眼里，福贵是一位好父亲，年幼的她没有善与恶的观念。
小说中福贵对凤霞说：“凤霞你不要忘了我是你爹”。凤霞天真地回答道：“你也不要忘了我是凤霞”。
从父女俩的对话中，凤霞的天真与纯真跃然于纸上，正是凤霞的年少无知，才让福贵心灵有一些愧疚之感。
当凤霞问福贵桌子砍掉一个角还剩几个角时，福贵苦笑道：“还剩三个角”。而凤霞却说：“错啦，还剩五个角”。
这一段故事情节发生在家珍被陈老板接回了家，福贵一贫如洗时，凤霞与福贵的对话，体现了家庭的温情与亲情的温暖。
在家珍和凤霞这两位女性人物身上，可以看出身处苦难处境的女性的生存之难，她们无声的呼喊与绝望的心灵在命运的泥淖里苦苦哀求。
同时，她们的宽容、善良、勤劳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书写寄予了宗教悲悯的人文情怀。
在作者的笔下，“活着”就是人生最基本的要求和信念，不仅使余华感受到了人物自身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命运的诡秘和无助，还感受到了受难中的特殊温情，使他心中生发了悲悯意识。
这部长篇小说的现实意义，个体生存处境的艰难无法改变，命运的不可抵抗无法控制，个体能够做的只是勇敢面对、忍耐与承受苦难，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实现个体人生态度与价值的回归，从而完成生命本真的归属。
生命的现实意义并非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活着”，而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生的对立面是死，两种不同的人生样态，反映的都是苦难、痛苦、坎坷；同时，又象征着希望、美好、幸福。
生让活着的人受尽磨难，死让活着的人受尽千般恐惧。
人一旦死去也就意味着生之将尽，可，活着却意味着想要靠近生更多一点。
因为活着，人们才会惧怕死亡；因为死亡，人们才会敬畏生命。
无论生与死的距离有多近，人都应该以全新的姿态面对生与死。
生的意义不是凸显死亡的悲剧，更多的是展现生的永恒追求。
正是因为“活着”，才会有希望，才会对死亡心怀畏惧感，对生命怀揣敬畏感。
人生因信仰生命的高尚而变得有价值，恰恰经历过重重劫难的人，才会真正战胜生命与死亡的困境，实现本我与自我的人性的悲悯与救赎。
个体只有在生存困境中不断被“毁灭”人性中“恶”与“弱”的那一部分，才能够真正救赎灵魂，战胜命运的宿命，“活着”便是对生命的尊重，便是对死亡的敬畏。
活着，一切皆是生命的希冀；死亡，一切都将化为冰冷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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