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篇 明英宗

明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元1427年11月29日，紫禁城内诞生了一位非凡的皇子——朱祁镇，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这位皇子不仅是大明开国以来首位在其父登基后出生的继承人，而且从降生之日起便锁定了储君之位。仅仅三个月之后，即宣德三年二月初六，他便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幼时的朱祁镇拥有一颗格外硕大的头颅，以至于专门为他定制的巾帽都要特别加大尺寸。随着年龄的增长，宣宗亲自挑选了身边的近侍来启蒙他学习儒家经典，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便是东宫局郎王振。王振原本出身学官，后自阉为宦官，因其深厚的学问而在宫中脱颖而出，被众人尊称为“王先生”。朱祁镇亦对其极为敬重，仅以“先生”相称。时光荏苒至宣德九年十月，宣宗召见大学士杨士奇，计划在次年春天安排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讲学，然而天不遂人愿，未等这一计划实现，宣宗便卧病不起。宣德十年正月初一，病势沉重的宣宗下令群臣免去朝贺之礼，转而前往东宫文华殿向朱祁镇致意。两天后，宣宗在乾清宫驾崩，留下遗诏传位给皇太子。此时的朱祁镇虽已九岁虚龄，实则不过七岁余，尚且年幼，故在遗诏中特别指示：“所有国家大事均需禀告皇太后与皇后，经她们同意后方可执行。”正月初七，文武百官及各界贤达纷纷上书劝进，直至正月初九，朱祁镇才应允登基，并于次日在华盖殿举行即位典礼，宣布改元为正统。其间曾流传一则传闻，称张太后有意另立宣宗之弟朱瞻墡为帝，为了平息流言，张太后亲自将朱祁镇带至乾清宫，含泪向阁臣们展示：“这便是新天子。”随后群臣山呼万岁。在朱祁镇即位后，张太后又以《皇明祖训》中禁止后宫干预朝政的规定为由，婉拒了群臣提出的垂帘听政建议，选择在幕后默默地支持着年轻的皇帝。

自朱祁镇登基后，张氏被尊崇为太皇太后，虽然她并未直接垂帘听政，却依旧在幕后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委政阁臣，暗中主导”。年轻的皇帝自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开始，在经筵上勤勉学习经史子集，政务方面则倚重被称为“三杨”的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勋臣张辅和礼部尚书胡濙。与此同时，一位名叫王振的宦官凭借皇帝的信任迅速崛起，仅在朱祁镇即位八个月后，便被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与握有票拟大权的阁臣形成微妙的权力平衡。起初，王振行事低调，与“三杨”为首的大臣们保持着和睦的关系。他曾机智地阻止了太皇太后携小皇帝前往功德寺参拜的计划，又在皇帝与宦官踢球之际进言劝谏，这些举动赢得了“三杨”的赞赏。太皇太后张氏时刻警惕着王振的势力扩张，曾在正统二年（1437年）召见“三杨”、张辅、胡濙等人，要求皇帝务必听从他们的建议，任何决策都必须得到这五人的共同支持才能执行。当王振被召入时，太后以宦官乱政为由，几乎要将其处死，幸得朱祁镇跪地求情，王振才得以幸免。另有一次，王振未经杨士奇同意，擅自决定了一项政务，杨士奇以此为由三日未上朝，表示抗议，太后得知后责罚了王振，并命令他向杨士奇赔罪，同时严正警告若再犯必将严惩不贷。然而，亦有人认为张太后此举仅是警告，并非真想置王振于死地；而“三杨”等人也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决心来压制王振，因此王振的权势即便在正统初年依然稳步攀升。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王振成功调解了杨士奇和杨溥之间关于廖谟杖杀驿丞一案的争端，此举深得太后的赞许，自此之后，内阁中的大小纷争皆由王振裁断。此外，他还不断唆使朱祁镇对大臣采取强硬手段，借此先后惩治了王骥、邝埜、刘中敷、吴玺、魏源、何文等官员，并对未能及时弹劾的言官施以惩罚。面对皇帝的态度，言官们也开始频繁弹劾大臣，而王振则借此机会树立自己的权威，令满朝文武无不畏惧。

正德六年，岁次辛未，寒冬时节，宏伟壮丽的奉天殿历经数载终于重见天日。是年十一月初一，明英宗朱祁镇于此殿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并颁布诏书，大赦天下，此举标志着他正式执掌国政。翌年孟夏之月，英宗举行盛大的婚礼，册封钱氏为皇后。同年秋末，太皇太后张氏驾崩。三杨之一的杨荣已于两年前离世，其余两位亦垂垂老矣，加之失去了太皇太后这一坚实的庇护，他们的权势日渐式微。自此，朱祁镇独揽大权，其宠信的宦官王振更是权倾一时，这一点在他于奉天殿落成庆典上的特例出席及自比周公之举可见一斑。正德八年，时值盛夏，翰林院侍讲刘球借奉天殿顶端铜兽遭雷击之事上书劝谏，言辞间直指王振，强调应亲理政务，任用贤良。此谏言触怒了王振，刘球因此惨遭杀害。又过了两年，至正德十年，一名锦衣卫士王永在闹市区张贴匿名信揭露王振的种种罪行，消息泄露后，朱祁镇下令立即将其凌迟处死，以此彰显王振不可动摇的地位。

王振野心勃勃，时常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崇尚武力。刚登基不久，王振便劝说英宗彰显军威，并在朝阳门外的阅武台上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正统六年（1441年），他又鼓动英宗对云南麓川土司思任发起军事行动，得到了张辅的鼎力支持，而杨士奇、何文渊及刘球等大臣的反对之声未能阻止这场战争的步伐。麓川之战由兵部尚书王骥指挥，次年思任发战败后逃往缅甸，明军紧追不舍，最终迫使缅甸交出了这名叛逃者。然而，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仍在孟养一带据守，并向朝廷上表谢罪。尽管朝中有议员认为应借此机会招安，但英宗与王振坚持要思机发亲自来京请罪，否则将继续征讨。直至正统十四年（1448年），王骥才凯旋而归。这场战役虽然稳固了西南边疆，但也耗费巨大，“调集十五万大军，供应所需几乎遍及半个天下”，对明朝的国力造成了沉重打击。此外，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福建、浙江一带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起义，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才被平息。紧接着，广东地区又出现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直至景泰年间方才被镇压。这些接连不断的起义表明，明朝已步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尽管朱祁镇在王振的支持下频繁发动战争，但支撑明朝国防的卫所制度在正统年间却濒临崩溃边缘。自从朱元璋创立卫所以来，卫所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辛，粮食供给不足且常常遭到军官的克扣，导致许多士兵不得不逃离军队。到了正统年间，这种情况愈发严重。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直隶巡按御史李奎报告称：“沿海地区的卫所官兵大多克扣军粮以肥私囊，导致士兵生活困苦，有的甚至聚众作乱，有的则偷偷贩卖私盐。”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刘斌更是直言：“近几十年来，军官们不仅私自役使正规军，还役使剩余的士兵，甚至通过收取月费的方式进一步剥削他们，以至于士兵们在挣扎求生之余，哪还有精力进行操练呢？”面对这一问题，朱祁镇除了强调加强对卫所的管理和清查逃兵外，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卫所士兵不仅人数锐减，那些健壮的士兵还经常被军官们私自役使，这不仅影响了军事训练，也让军屯制度陷入瘫痪。尽管朱祁镇多次下令禁止私自役使士兵，但这种现象依旧屡禁不止。同时，军械装备的质量也在下降。正统四年（1439年），工部报告称去年军器局制造的六万多件盔甲和武器都已分发给了神机营以及总兵官任礼管辖下的卫所，然而士兵们反映这些装备大多质量不合格。同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果也指出，由于管理不善及官员贪污，导致“军队缺乏实战能力，百姓深受其害”。综上所述，正统年间，明朝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此外，流民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日益严峻。朱祁镇即位初期，户部统计全国共有9702495户，拥有田地4270172顷。相较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数据，户数减少了三十六万户，田地面积更是减少了一半。对此，朱祁镇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对宗室、勋戚和宦官们侵占土地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权贵们大肆侵占土地，地主们也利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加之正统年间频发的水灾、旱灾和蝗灾，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总之，正统年间，明朝不仅面临着宦官专权的问题，整个社会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正统年间，北方的蒙古鞑靼部落，作为元朝皇室的后裔，在大汗脱脱不花的带领下，被瓦剌部的首领脱欢及其子也先操控，势力日渐壮大。他们不仅吞并了原本属于明朝势力范围的关西七卫、兀良哈三卫，其疆域更是东至辽东、朝鲜，西达甘肃、西域。与此同时，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正深陷于麓川战役之中，对于瓦剌的崛起未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回应，只能采取一味的容忍态度。脱脱不花与他所封的“太师淮王”瓦剌首领也先，频繁派遣使臣前往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及参与大同马市。为了获取更多的回赐并探查明朝的实力，也先派遣的使团人数逐渐增多，到了正统六年（1441年），人数达到了2400多人。明朝朝廷为此设立了限制，规定脱脱不花派出的人数不得超过300人，也先的使团则被限定在100至200人之间。然而，次年，鞑靼与瓦剌仍旧派出了一支超过2300人的庞大使团进入大同。对此，明朝依然选择放任，之后每年使团的人数都维持在2000人左右，这不仅增加了明朝回赐的压力，而且还导致使团沿途扰乱了官民生活，甚至违反禁令进行武器交易，严重威胁到了明朝的国家安全。加上来自鞑靼的阿儿脱台向明朝报告了也先“图谋南侵”的消息，使得皇帝朱祁镇不得不重新审视对鞑靼与瓦剌的政策。于是，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正月，朱祁镇下令，任何人与“虏使”交易弓箭军器者都将被处以极刑。同年十二月，也先再次派遣使团入贡，实际人数为2524人，却谎报为3598人，王振下令削减了马匹的价格。此外，之前也先曾请求与明朝联姻，指挥吴良未经报告便擅自答应，当也先的使团称这些贡马是“聘礼”时，对此毫不知情的明朝朝廷直接予以拒绝。也先得知此事后，以此为借口，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举入侵明朝。六月十七日，朱祁镇收到情报，得知瓦剌计划进攻大同，随即派遣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统领大同三路兵马，随时准备迎敌。七月十一日，鞑靼与瓦剌的大军分头侵犯明朝边境，也先攻打大同，脱脱不花入侵辽东，阿剌知院则侵扰宣府，另有一支部队袭扰甘州。其中以也先的部队最为凶猛，击杀了明军大同右参将吴浩。随着各地军情不断传来，王振极力鼓动朱祁镇亲自率军出征，朱祁镇召集众臣商议，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群臣联合进谏，认为此举既不利于及时处理四方急务，也不利于朱祁镇自身的安全。然而，朱祁镇表示：“诸位所言皆出于忠君爱国之心，但虏贼违天背义，已经侵犯边境，杀害掠夺军民，边防将领多次请求增援，朕不得不亲自率领大军讨伐。”七月十五日，朱祁镇任命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城，次日便率领五十万京军出发，随行的还有王振以及张辅、朱勇等勋贵大臣。此时，明军在阳和口之战中战败、宋瑛等人阵亡的消息传来，局势对明朝更为不利。七月十九日，朱祁镇越过居庸关，尽管随行大臣请求停止前进，但他并未听取。七月二十三日，朱祁镇抵达宣府，当天风雨大作，边境的紧急情况愈发严峻，群臣再次请求停止前进，但王振勃然大怒，要求他们巡视战场。八月初一，朱祁镇到达大同。次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劝告王振：“若继续前行，正好落入敌人圈套。”王振这才感到害怕。加之自居庸关出发以来，一路上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到达大同时，突然间暴雨倾盆，众人惊恐不已，王振最终决定次日撤军返回。大同参将郭登建议绕道南面的紫荆关返回京城以确保朱祁镇的安全，但王振未采纳。他原本打算带朱祁镇前往自己的故乡蔚州，以光宗耀祖，后来又担心此举会破坏家乡的庄稼，于是改变路线，前往宣府。八月初七日，朱祁镇抵达宣府，听说也先已经派兵追赶而来，邝埜两次上书，请求迅速入关，并严阵以待，以防不测，但朱祁镇没有回应。邝埜亲自前往行宫恳求，遭到王振的怒斥：“汝乃腐儒，何懂兵事？再言必死！”八月十三日，正当朱祁镇准备离开宣府之时，夜不收快马来报，瓦剌骑兵正紧随其后，朱祁镇下令原地扎营，并派恭顺侯吴克忠断后抵御敌军，然而吴克忠却被瓦剌人击败。当晚，听到败报的朱祁镇又派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带领四万官兵迎战，在鹞儿岭遭遇惨败。

八月十四日，朱祁镇抵达了土木堡，天际尚染着一抹残阳。随行的大臣们建议向南行至二十里外的怀来城固守，但王振却因担心落后的千余辆辎重车辆，坚持在此扎营等待。此地地势虽高，却无泉水可寻，士兵们即使挖井深达两丈也未能找到水源。在饥渴交加之下，大军的战斗力几近崩溃。当日，瓦剌的铁骑从土木堡附近的麻峪口突袭而入，尽管守将郭懋拼死抵抗了一整夜，但终究难以挽回颓势。次日，即八月十五日，当朱祁镇准备继续前行时，却发现已被两万瓦剌骑兵团团围困。面对重重包围，明军无力突破，只能寄希望于援军的到来。其间，瓦剌派来了使者议和，朱祁镇急忙召见学士曹鼐起草诏书，并派遣两名通事随瓦剌使者一同前往见也先。王振误以为瓦剌有意撤兵，下令移动营地靠近水源，这一变动导致队伍混乱，明军士兵争先恐后向前奔跑，给瓦剌骑兵制造了绝佳的进攻机会。瓦剌铁骑乘势发起猛攻，明军溃不成军，伤亡惨重。朱祁镇在亲兵的掩护下试图突围，却被瓦剌军队俘虏。在这场混乱中，包括张辅在内的五十余名功勋显赫的大臣丧生，王振也在乱战中身亡——据传是被朱祁镇的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这场灾难，史称“土木之变”。

朱祁镇被俘之后，被押解至雷家站，面见也先之弟赛罕王。他向赛罕王询问对方身份时提及了也先与伯颜帖木儿等名号，赛罕王听罢心生疑窦，猜想此人或许是大明帝国的天子。随即，他派遣使者禀报也先，也先闻讯后，特派两位曾出使过明朝的使者——哈巴国师与哈者哈里平章前去确认身份。二人一番查证后，确定此人正是大明皇帝无疑。此消息让也先欣喜若狂，仿佛看到了“大元”重振雄风、一统天下的希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机，也先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堂之上，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应将这位明朝皇帝视为“大元”之宿敌，理应处决；而伯颜帖木儿却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朱祁镇能在战乱之中幸免于难，乃是天意庇护，不宜加害，并建议将其安全送返。最终，也先采纳了不杀朱祁镇的意见，但决定将其作为奇货可居，以此为筹码，意图进逼北京。于是，朱祁镇被送往伯颜帖木儿军营监管，身边有三位流落在瓦剌的明朝武官袁彬、哈铭（原名杨铭）、李成（别称沙狐狸）侍奉左右。八月十七日，也先挟持朱祁镇抵达宣府城南，企图迫使守将杨洪等人开门迎接，然而遭到了守军的拒绝。四日后，他们又来到了大同城门前，同样被郭登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朱祁镇只得将朱冕、宋瑛以及宦官郭敬的家产分赠给也先与伯颜帖木儿。停留两日后，他们离开了大同。期间，朱祁镇还下令：“秋收未毕，士兵久已饥饿，可令其割取庄稼进城。”同时又言：“也先虽声称要将我送回，但其真实意图难以揣测，应当加强戒备。”郭登亦秘密派遣使者告知袁彬，计划派出五名夜不收装扮潜入敌营，借着护送朱祁镇前往石佛寺参拜的机会，将其救回城内。但朱祁镇认为此举成功率不高，故并未同意。随后，他又被也先带往塞外，回到了他们的大本营。

当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北京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孙太后急召朱祁钰临朝监国，并试图以金银财宝赎回朱祁镇。然而，即便也先收下了财宝，却并未释放人质。翰林侍讲徐珵建议迁都南方，这一想法遭到了兵部侍郎于谦的强烈反对。为了稳定局势，孙太后与朱祁钰提拔于谦担任兵部尚书，将京城的防务全权交予他。于谦随即逮捕并处置了王振的亲属及其党羽，并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日，拥护朱祁钰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景泰，同时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帝，此举使得民心稍安。也先在与其他部落首领商讨之后，决定挟持朱祁镇进攻北京。十月初七日，也先率军抵达大同东门，声称要护送朱祁镇回京复位。朱祁镇暗中向前来拜见的大同知府霍瑄传达指令，要求郭登“坚守城池，不得开门”。郭登遵照命令，再次拒绝打开城门。随后，瓦剌大军挟持着朱祁镇，经由紫荆关，穿过易州、良乡，于十月十一日抵达北京城外，在西直门外布阵。朱祁镇在京郊卢沟桥命令袁彬撰写三封信件，分别送给孙太后、朱祁钰以及文武百官，通报当前的紧急情况，并要求朱祁钰等人坚守国土。他还派遣降将岳谦与也先的使臣纳哈出前往彰义门外喊话，岳谦却被明军所杀，纳哈出仓皇逃回。也先在十月十二日采纳了叛徒宦官喜宁的计策，率领军队挟持朱祁镇登上土城，要求明朝迎接朱祁镇回宫。朱祁钰派遣右通政王复和太常寺少卿赵荣出城面见朱祁镇，并送上羊酒作为礼物，但被也先拒绝接受。也先要求于谦等高级官员前来相见，并索要大量的金银财宝。面对这一要求，朱祁钰表示愿意答应，而于谦则坚定地回应：“今日只知有战斗，其他不敢闻问！”十月十三日，也先发起了全面攻势，于谦与石亨率领明军在德胜门外迎战，凭借着火器的强大威力，明军取得了胜利。也先随后转攻西直门，明军守将孙镗初时失利，但在毛福寿和石亨的增援下，最终击退了瓦剌军。紧接着，明军又在彰义门击败了瓦剌军。此外，进攻居庸关的瓦剌部队也未能得逞，被罗通成功击退。无奈之下，也先只得在十月十五日带着朱祁镇撤回北方。

在前往西北的路上，喜宁建议拥立朱祁镇为帝，并图谋南京，与朱祁钰形成对峙之势，然而这一计策并未得到朱祁镇和也先的认可。也先对待朱祁镇礼数周全，每隔两天便送上一只羊，每周又会赐予一头牛，每逢第五、第七及第十日都会设宴款待，每日更供应鲜美的牛奶和马奶。出于对母亲——一位曾是明朝子民的女子（敏答失力）的怀念，也先甚至提出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朱祁镇，不过这一提议遭到了婉言谢绝。至景泰元年（1450年）春，也先多次侵扰边境却无功而返。随着朱祁镇的存在逐渐失去利用价值，也先萌生了将其送还的念头。同年六月二十六日，瓦剌使者参政完者、脱欢等五人抵达北京，提出了议和的要求。对此，朱祁钰虽表示接受议和，却并未提及迎回朱祁镇之事。他提拔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作为正使，又任命罗绮为大理寺右少卿作为副使。七月十一日，二人抵达也先的驻地失八儿秃，并于次日在伯颜帖木儿处觐见了太上皇帝朱祁镇，献上了粳米、鱼肉、棵杪、烧酒以及各种器皿等礼物。朱祁镇告知他们也先有心送自己回国，但因喜宁从中作梗而一再拖延，最后他叮嘱使者：“你们回去后，请向当今皇帝以及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转达我的意愿，如果派人来接我，我愿意守护祖宗的陵寝，或者做一个普通的百姓也无妨。倘若无人前来，也先说会继续骚扰边境，十年之内不会停歇。”同时，也先亦敦促明朝尽快迎回朱祁镇。其间，脱脱不花派遣使臣皮儿、马黑麻赴京议和，朱祁钰随即派出右都御史杨善等人回访。八月初二日，杨善一行拜见也先，并成功说服其即刻释放朱祁镇。八月初六日，杨善护送朱祁镇南下归国，也先亲自率领众将相送半日之久，临别时，他下马解下身上的弓箭与战裙赠予朱祁镇，伯颜帖木儿更是连续相送两日，直到初八日抵达野狐岭方才依依不舍地返回，但仍派遣五百骑兵一路护送至北京。此外，也先还特别指派二十名勇士贴身保护朱祁镇，即便是杨善也无法轻易接近。朱祁镇归国前夕，礼部建议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但朱祁钰担心这是瓦剌的计谋，故拒绝了这一提议。而朱祁镇也以“辱国丧师，有玷宗庙”的理由请求一切从简。八月十五日，朱祁镇从安定门进入京城，由百官迎接，朱祁钰则在皇城东安门迎接并行礼，朱祁镇亦回礼，双方各自表达了交接的意思。随后，朱祁镇被安置于南宫（延安宫）中的崇质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

朱祁钰对待兄长朱祁镇的态度异常苛刻。每当朱祁镇的生日及元旦之际，礼部均依惯例上奏请求庆祝太上皇，但朱祁钰却一律拒绝，不仅如此，他对朱祁镇的生活供给亦是极为吝啬，以至于钱皇后不得不亲自拿起针线制作手工艺品，并托人带出宫去售卖，以此换来基本的食物与生活必需品。尽管如此，朱祁镇虽然身陷囹圄，他的儿子朱见深仍旧是皇太子的身份。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继承大统，朱祁钰在以王文为首的大臣支持下，于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将朱见深降为沂王，并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的一起“金刀案”更是揭示了朱祁镇当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朱祁镇曾赐予侍奉自己的御用监少监阮浪一个金绣袋和一把金刀作为赏赐，阮浪随后又将这些宝物转赠给了门下的皇城使王瑶。锦衣卫指挥使卢忠发现这些物品非同小可，便趁机窃取，并秘密告知了尚衣监太监高平。高平随即命令校尉李善上报称阮浪暗中接受上皇朱祁镇之命，利用金绣袋和金刀拉拢王瑶，意图复辟夺权。对此，朱祁钰勃然大怒，下令将阮浪和王瑶逮捕并投入诏狱审讯，同时要求卢忠出庭作证。面对此情此景，卢忠心生畏惧，不愿深陷其中，于是听从算命先生仝寅的建议，假装疯癫。最终，三人均未承认指控。其中，王瑶遭受凌迟处死的命运，阮浪也在狱中身亡，而卢忠则被贬至广西（在朱祁镇复辟后，卢忠与高平均被处以凌迟）。经过此事，到了景泰六年（1455年）夏季，高平再次向朱祁钰进言，称南城树木茂盛，恐有意外发生，请求将所有树木砍伐。朱祁钰听信其言，使得朱祁镇连一个遮阳之处都不再拥有，这也进一步加深了兄弟之间的隔阂。

朱见济被册立为太子不久之后便不幸离世，这一打击使得朱祁钰再未能迎来新生命的喜悦，为了寻求嗣子，他沉迷于声色之中，却导致自己的健康日益衰退。到了景泰七年（1456年）末，朱祁钰因病重无法亲自主持祭典，只得委派武清侯石亨代劳，先是祭祀太庙，紧接着在翌年的正月十三又让他代为祭天。石亨得知朱祁钰已开始咳血，意识到这位君主的日子所剩无几，于是与都督张轨、左都御史杨善、太监曹吉祥等人暗中筹划，意图将前帝朱祁镇重新推上帝位。他们一方面秘密联络被软禁在南宫的朱祁镇，另一方面则拉拢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加入计划。与此同时，以于谦为首的一众大臣则主张恢复沂王朱见深的地位，由大学士商辂起草奏折，并在正月十六日获得了百官的支持与签名，打算在次日清晨提出请求。然而，石亨与徐有贞得知此消息后，决定加快行动步伐，在深夜集结兵力直奔南宫。由于石亨手中握有皇城门的钥匙，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皇城，使用巨大的木头撞开了南宫的大门。朱祁镇点燃蜡烛出来相见，面对石亨与徐有贞的恳求，同意复位。随后，士兵们准备好了轿子，徐有贞亲自搀扶朱祁镇登轿，待天明之时抵达奉天门，朱祁镇登基接受朝贺。朱祁镇对众臣说道：“诸位鉴于景泰皇帝身染重疾，因而迎请朕再次即位，望各位一如往昔，尽心尽力处理国事，共襄盛世。”群臣纷纷高呼万岁。之后，朱祁镇又在文华殿命令陈循与徐有贞起草宣告文书。当午门向百官宣读完这道文告后，于谦与王文即刻被逮捕，与朱祁钰的亲信太监王诚等人一同关押进了锦衣卫的大牢。于谦与王文被指控企图拥立襄王世子为帝。朱祁镇虽认为“于谦确实有功于国”，但在徐有贞的提醒之下——“如果不除掉于谦，此次复辟将失去正当理由”——最终下令处决于谦等人。正月二十一日，朱祁镇正式宣布即位，改当年为天顺元年，并在诏书中谴责朱祁钰篡夺帝位以及幽禁自己等一系列不当行为。二月初一，朱祁钰被孙太后名义下的诏书废黜为郕王，并被迫迁往西内居住。仅过了十八天，朱祁钰便离开了人世。朱祁镇按照亲王的规格为他举行了葬礼，朝廷为此停朝两日，并赐予他“戾”的谥号。

朱祁镇复辟之后，不仅将忠良如于谦、王文及朱祁钰的心腹太监处以极刑，更进一步清算那些曾在他被囚禁期间，因奉迎、易储等事而触怒他的官员们。他为王振平反，并提拔了一批支持他复辟的大臣，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然而，这些所谓的“夺门之功”的大臣们很快便陷入了相互之间的争斗之中。起初，徐有贞试图约束曹吉祥与石亨的贪婪行径，不料曹吉祥却利用小宦官偷听朱祁镇与徐有贞的私密对话，随后当着朱祁镇的面揭露这些内容，并谎称是从徐有贞口中得知，此举成功削弱了朱祁镇对徐有贞的信任。紧接着，有御史借天文异象为由，弹劾奸佞曹吉祥与石亨。二人在朱祁镇面前哭诉，指认弹劾他们的御史张鹏乃是朱祁钰亲信太监张永的侄子，暗指这是一场朱祁钰残余势力的反击。于是，朱祁镇决定严惩这些谏官，并且发现此事背后的主使者竟是徐有贞与另一位内阁大臣李贤，二人因此遭到了排挤，这一事件发生在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不过，朱祁镇并非全然不知曹、石二人的跋扈行为，在不久之后，他又重新起用了李贤，并借此抑制曹、石二人的势力。在天顺二年（1458年）正月，他贬谪了石亨的党羽、兵部尚书陈汝言；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在锦衣卫指挥使门达与指挥佥事逯杲的帮助下，惩处了石亨的侄子石彪，并于年底对石亨本人也进行了惩处。最终，石亨在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死于狱中，石彪也被处决。在此期间，朱祁镇下令禁止使用“夺门”二字，这让曹吉祥感到了兔死狐悲的悲哀，于是他与其养子曹钦密谋发动叛乱。在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日，他们发起了叛乱，但很快就被孙镗镇压下去，曹钦一族在这场动乱中被消灭，曹吉祥也被处以凌迟之刑。经历了曹石之变后，朱祁镇终于牢牢掌握了政权。他不仅重用了李贤，还提拔了彭时、吕原、陈文等贤臣共同治理国家，使得朝政逐渐回到了他即位之初三杨内阁时期的清明状态。朱祁镇在天顺年间的生活十分规律，每天凌晨五点左右起床，沐浴更衣，向天祈祷，随后批阅司礼监送来的奏章，并前往奉先殿参拜。完成这些仪式后，他会参加早朝，处理国家大事。早朝结束后，他会前往文华殿与相关大臣讨论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直到所有事务处理完毕才会用餐。用餐后，他会继续批阅奏折，对于需要深思熟虑的决策，则会交给内阁大臣们共同商议。在处理完政务后，他会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次批阅奏章直至傍晚。在政事较为轻松的日子里，午后他会选择读书或观赏射箭等活动。对于母亲的问候，则保持着每日一次的频率，若天气恶劣，则改为每两天或每五天一次。闲暇之余，他要么沉浸在书海之中，要么观赏射箭表演。从天顺四年（1460年）七月开始，朱祁镇深受脚疾之苦，至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病情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正月初六日，他命令皇太子朱见濡（即朱见深）在文华殿处理政务。正月十六日，他召集皇太子与司礼监太监牛玉等人来到病榻前，安排后事。除了提到要善待钱皇后并与其合葬之外，他还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命令——废除嫔妃殉葬的旧例。次日，朱祁镇驾崩，享年三十八岁，被追封为“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庙号为“英宗”，安葬于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