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上

桐城派

形成背景

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

前“三祖”戴明世、方苞、刘大櫆，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发展历程

综述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

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

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

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初创时期

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为“义法”说提供了示范,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主要有县人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鉴等。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继续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闻名。其徒有阳湖陆补孙、陆邵人、董估成、董思诚、张琦，武进董士锡、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兴盛时期

时间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理论继续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形成所谓“家家桐城”。姚氏门下以上元梅宗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17]

末流时期

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载桐城派作奉1200余人（内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与世变相同。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世称：“湘乡派”，实为桐城派的变体。曾国藩弟子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名重，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侯官严复、林纾、陈衍、吴宗祺等，时称“侯官派”，实为桐城派末期支流。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末流作家拘泥桐城“义法”，抱残守缺格律，悖于“五四”新文化，消沉衰亡是历史必然。但多数桐城派作家爱国主义立场、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和创作中有反映。方东树《病榻罪言》、梅宗亮《与陆立夫书》、王拯《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等文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17]

现当代桐城文学，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产生，桐城派致命。林纾“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斥为“桐城谬种”，成了新文化的批判对象，桐城派文学终结。

流派体系

体系划分

桐城文派

在桐城派未形成以前，邑内有识之士即鄙弃时文，倡导古文写作。在理论上，方以智（1611--1671）提出端本于经，练于要史，修辞于汉，析理于宋的崭新见解，其《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班（固）马（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文，对后来桐城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创作上，钱澄之（1612-1693）摒弃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其作品为后世桐城派作了示范。其后戴名世赋予古文强烈的战斗精神，注重发挥古文的社会作用，开桐城派古文艺术形式之先河。其文学倾向和艺术渊源与桐城派基本相同，对方苞影响至深。

桐城诗派

桐城派文人中能诗者不少，如刘大櫆、姚范、姚鼐、方东树、朱琦、曾国藩、范当世、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的建树都为人重视。如统观桐城派作家的诗歌，俨然有一桐城诗派存在，故前人已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之语。

桐城画派

“桐城画派”也可谓独具特色。据查有关资料得知，明清两朝，桐城县画家就达一百多人。北宋时期，闻名天下的大画家李公麟（人称李龙眠，桐城龙眠山庄今坐落在龙眠乡双溪村李庄，遗迹尚可辨认），就是开“桐城画派”的杰出人物。《安庆府志》曾载：桐城龙眠山“擅江北名山之胜，宋李公麟归老于此。”由此可见，李氏晚年就终老于家乡桐城龙眠山。李龙眠由于绘画（白描）造诣，故在中国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且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大学士相交笃厚，诗画畅游于天地之外。明桐城名士孙中夔有诗曰“居山庄犹在，园林看转移。山川浑日旧，花鸟自今时。月散花椒影，烟沉兰竹枝。闲来搜胜迹，登临客心悲。”可见其对李龙眠的追思之。

形成原因

外因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二十岁即授徒四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

此外，桐城派的兴起还与清代学术流变有关。清朝推尊儒学，对程朱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程朱理学在有清一代一直处于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也是维护清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不仅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作为古文家的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强烈色彩，这就使桐城派自开派之初就在文坛上奠定起正统的地位。作为桐城派立派的关键人物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事说，顺应了当时学术兼采的趋势，故刘声木说：“桐城文家虽喜言宋儒之学，然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立，不偏重义理，所以能独立千古。”

内因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他说：“若门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流派主张

综述

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桐城派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讲究“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桐城派与八股文是相对立的，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实就是一种变革。桐城派提倡文章要“雅洁”，摒弃固定形式，同时要求文章要经世致用，这与儒家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

风格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所谓“义”，即“言有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刘大櫆师从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代表人物

综述

桐城派四祖是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钱钟书、朱光潜等，也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

方苞

方苞（1668年—1749年），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又均以《易》为根据，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中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

刘大櫆（1697年—1779年），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