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 下

郑板桥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清四川遂宁人，清初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进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检讨；嘉庆五年（1800），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于苏州，归葬蜀中故里今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著有《船山诗草》及《补遗》，共26卷。张船山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不单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为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胡传淮所著《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了解张问陶的生平事迹可资借鉴。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忠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　清代四川遂宁人张问陶，是乾嘉时期性灵派的大诗人。他一生忧国忧民，风节高尚，又天赋很高，才华横溢。从15岁至51岁谢世，写诗5000首左右，今尚存3000余首之多。同时代诗人们人誉之为“长安第一”，“青莲再世”。性灵派首领袁枚誉之为“倚天拔地之才”。张氏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颇深，深得大家称许。”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

张船山与唐代李白（号青莲）、宋代苏轼（号东坡），号称古代巴蜀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三位诗人。四川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分别用他们的名号给其家乡命名。李白故里命名为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苏轼故里命名为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张问陶故里命名为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船山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清代伟大诗人之名号命名的县级行政区，这是整个清代诗人的光荣，更是张船山的光荣！因为，清代诗人多达十万之众，能享用其名号来命名县级行政区的，唯有张船山一人而已。

三大家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灵派

袁枚、赵翼、张问陶，并称为“清代乾嘉性灵派三大家”。清代有“乾隆三大家”或曰“江右三大家”，是指袁枚、蒋士铨、赵翼，于是有人把袁、蒋、赵都说成是性灵派的主要代表。其实蒋士铨虽然与袁、赵私交甚好，文学观点亦不无相通之处，但是在思想要害问题上却大不一致。钱钟书曾指出：“袁、蒋、赵三家并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同，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如果要评性灵派三大家的话，那就是主将袁枚，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性灵派主将袁枚与副将赵翼以及殿军张问陶支撑起乾嘉时期队伍庞大的性灵派，为使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回归表现真情、个性的健康轨道，扫除模拟复古的风气，发扬开辟新径的创造精神，都作出了卓著贡献。王英志《性灵派三大家简论》（《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04期），对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三大家作了中肯评析。

晚清诗歌

果然如黄景仁预感的，巨大的忧患降临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始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

（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魏源

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

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

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

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

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

黄遵宪

（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

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

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

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

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

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

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骗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维新派

和黄遵宪同时的一些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都有许多好诗留世；而当时以复古为趋向的“同光体”诗人却没有什么传世之作。

革命志士

19、20世纪之交，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革命志士如章太炎、秋瑾、邹容、陈天华等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铮铮作响的诗句将与他们的英名一样永远垂示后人。下面是秋瑾的一首《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忧心如炽，奔走救国，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就成为动人的好诗，读过之后一位爱国女英雄的形象就矗立在我们眼前。

邹容在1901年东渡日本之前也曾写诗言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他写过著名的《革命军》一书，号召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并把自己19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革命。

以柳亚子等人为首，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南社”是一个著名的诗歌团体，其宗旨很明确，就是要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优秀诗作。如南社重要成员苏曼殊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前一首以战国末年反对秦始皇称帝逃隐海上的鲁仲连自比，表示抗清决心；后一首用《易经》“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意思比喻清末战乱，对许多荆轲一样的猛士为民族解放捐躯表示悼念之情。